1986年，陈永贵病逝，大寨搭了灵棚，昔阳县领导：不拆，就不去祭奠，在得知此事后，“铁姑娘”郭凤英这样说…… 一个农民能走到国家副总理的位置，这事儿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样的事真真切切发生了，陈永贵，这个名字曾响彻全国，他是从山西昔阳县大寨村走出来的普通人，脚下踩着黄土地，心里装着一股倔劲儿，他没有读过多少书，说话带着浓浓的山西腔，常常听不懂机关里的术语，可他却干出了一番让人记住的事业。 要说陈永贵的出身，那真是再普通不过，他生在穷苦人家，早年就和土地打交道，大寨这个地方，地势陡峭，沟壑纵横，耕地少得可怜，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他带着村民一锄头一锤子地干，把山坡一点点改造成梯田，这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是一镢头一镢头刨出来的，那时候没有机械，全靠人力，凭的就是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不懂什么农业理论，但他知道水往低处流，土要留得住，肥得跟着土走，他用最笨的方法，把最难的事一点点做成了。 1963年，大寨遭遇了一场大水灾，庄稼被冲毁，房屋倒塌，在别人都指望国家救济的时候，他提出不靠外援，靠自己挺过去，这一年，大寨不仅没饿着人，还交了粮，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到了北京的耳朵里，陈永贵成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代表人物，大寨也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很快，“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传遍了全国，一时间，大寨成了农业建设的样板村。 他的身份也随之改变，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被选进了中央领导层，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专门抓农业，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很多人不理解，一个连字都不太认全的老农民，如何能做国家的农业领导？但他有他的一套，他跑遍了全国的农村，走田埂、住农家，吃粗饭、睡土炕，他不在办公室里看材料，而是亲自下地看庄稼，他说不出多少理论，但能看出地里缺不缺水，庄稼长得好不好，他关心的是农民能不能吃饱饭，地能不能多打粮。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寨式的集体农业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有些地方照搬大寨的做法，不顾自身条件，结果收效甚微，那个年代强调统一、强调口号，却忽略了地域差异和实际情况，陈永贵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大寨土地的熟悉和对当地百姓的凝聚力，别人学大寨，学的是形式，学不来那份情感，也做不到那股拼劲，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开始调整，大寨模式也逐渐淡出了主流，陈永贵也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离开高位，回到他熟悉的故土。 他辞去副总理职务，重新回到大寨，继续干他最擅长的事情——种地，他没有因为曾经的高位就摆架子，依旧住在农舍里，吃着粗粮，他参与村里的农业项目，给年轻人讲经验，也和邻居们一起干活，他从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反而更愿意当一名普通的劳动者，他爱土地，爱得深沉，他不追求名利，也不贪图享受，即使在病重的时候，他还惦记着村里的春耕，还想着果品厂的事情。 1986年春天，陈永贵在太原去世，消息传回大寨，村里的人都悲痛不已，他们自发搭起灵棚，想给他送最后一程，可当时政治气氛仍不宽松，地方政府担心影响，要求拆除灵棚，村民们不理解也不愿妥协，在他们心里，老书记不是普通人，是他们的亲人、是他们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他们坚持留下灵棚，就为了一个字——情，他们不讲大道理，不懂政治气候，但他们知道，陈永贵值得他们这样送别。 这场风波最终以村民的坚持赢得了尊重，追悼会如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赶来送别他，没有太多花哨的仪式，只有一份份朴素的怀念，他的骨灰撒在了他亲手开垦的土地上，没有高大的墓碑，只有一块石头，刻着他一生的缩影，他曾说过，自己这辈子就是个农民，死了也要做个农民，他做到了，从始至终，始终如一。 今天再回头看陈永贵的一生，可以发现，他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一代中国农民的精神写照，他没有高学历，没有背景，但他有信仰、有担当，他用最朴素的劳动，写下了最厚重的一章，他的故事让人明白，真正的改变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他不是完人，也不是神话，可正是这些真实的、不完美的地方，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时过境迁，中国农业早已进入了现代化的新阶段，机械化、智能化、绿色农业、数字乡村等等词汇，正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但无论时代怎么变化，那份扎根土地、脚踏实地的精神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底色，陈永贵的贡献，不仅仅是梯田和粮食，更是一种信念，一种骨气，一种不怕困难、敢于改变命运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