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上海一家书店在付给鲁迅稿费时，鲁迅发现稿费有误便写信询问，报社回复：“标点不算稿费。”得到了这个答复以后，鲁迅一个行动让出版社后悔莫及。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上海的出版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各书局竞相推出各类书籍和杂志，以迎合城市读者的阅读需求。那时，许多书局在计算稿酬时，只按汉字数量付费，将标点符号排除在外，这已成为行业内的一种惯例，导致不少作者在结算时产生异议。
鲁迅当时居住在上海虹口区，主要从事翻译和杂文创作，他与多家书局保持合作关系，常提供稿件以维持生计。一次，他完成一篇译作后寄给上海一家书局，等待结算结果到来。
收到付款后，他仔细核对金额，发现与预期不符，便写信询问原因。书局回复称标点不计入字数，这反映出当时出版界对标点价值的忽视。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对文字结构极为重视，他认为标点不仅是辅助工具，更是文章表达的必需部分。
这个事件发生在1930年，涉及的书局是北新书局，而稿件与《两地书》相关，这是他与许广平的书信集。北新书局由李小峰创办，早年曾大力推广鲁迅作品，但后期经营中出现拖欠稿费等问题，与鲁迅关系渐生裂痕。
鲁迅在1920年代末已多次因稿费事宜与李小峰交涉，这次标点纠纷进一步加剧矛盾。收到回复后，鲁迅选择以实际稿件回应，他准备下一篇译稿时，故意省略所有标点符号，使全文连成一体，没有逗号或句号分隔。
这样的稿子寄到书局，编辑在处理时难以阅读，只能写信请求添加标点。鲁迅回信指出既然标点不算钱，就无需添加，这让书局认识到标点的作用，最终同意纳入计算并补发费用。
从此，北新书局调整结算方式，避免类似问题。这个故事并非孤立，它体现了鲁迅对文字的敬畏态度。他一生坚持使用白话文，推动现代标点在中文写作中的普及，早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就倡导标点改革，认为标点能清晰表达意图，避免歧义。
鲁迅的翻译作品如《域外小说集》，就注重标点的准确运用，以传达原作精神。这个事件也折射出当时作者与出版社的权力不平衡，许多作家面临稿费拖欠或苛扣现象，鲁迅通过这种方式维护权益，同时讽刺了出版界的短视。
类似轶事在鲁迅生平中屡见不鲜，比如他在绍兴中学堂任教时，因迟到而在黑板上写下自罚停课一周的字样，直接离开课堂，这显示出他严于律己的性格。
学生们目睹此举，留下深刻印象。另一件事发生在北大授课期间，冬天教室寒冷，他从口袋取出辣椒面，让学生抹在太阳穴取暖，这是他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习得的方法，后来写入《朝花夕拾》，强调实用小窍门在生活中的价值。这些举动并非刻意幽默，而是源于他对日常琐事的认真态度。
与萧红的交往中，他曾评论她的红上衣应配黑裙子，次日又指出瘦人不宜穿黑衣，这反映出他观察细致的一面，虽带有调侃，却基于实际经验。在厦门大学任职时，校方宴请，他直言鱼丸是隔夜的，与在场领导形成对比，这体现了他的耿直个性，不愿附和虚伪。
这些故事共同勾勒出鲁迅的多面形象，他不只是批判社会的斗士，还是一位注重细节的生活者。在标点事件中，他的行动促使出版界反思标点的重要性，当时许多期刊开始重视标点计费，这对后世中文写作规范产生影响。
鲁迅晚年继续创作，直至1936年逝世，他的作品如《狂人日记》使用标点来强化叙事节奏，体现了标点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这个事件也提醒人们，文字的价值不止于字数，还在于结构与表达的完整性。
回溯历史，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纠纷源于1927年后李小峰经营不善，多次拖欠稿费，鲁迅曾公开批评，导致关系破裂。
1930年的标点事宜成为导火索，鲁迅通过无标点稿子巧妙回击，书局最终妥协。这不只是一场稿费争执，更是鲁迅对文字尊严的捍卫。他在文章中多次强调标点的作用，如在《且介亭杂文》中讨论写作规范，指出标点能避免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