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陆小曼穷得揭不开锅，日本人带着1000块大洋送上门。陆小曼故意邋里邋遢，穿得破破烂烂的，开门时咧着大嘴，露出已经掉落好几颗的牙齿。日本人被吓一跳，只灰溜溜地走了。
那年的上海滩，十里洋场的光鲜底下藏着无数人的辛酸故事，日本人的铁蹄踏破黄浦江畔的繁华，那些曾经灯红酒绿的舞厅里飘着膏药旗，街头巷尾的茶馆中多了穿军靴的脚步声。
在这片沦陷的土地上，有人选择低头谋生，有人宁可饿死也要挺直腰杆。
陆小曼住在法租界的老弄堂里，二楼亭子间的木板墙挡不住深秋的寒意。
梳妆台上的珐琅首饰盒积了灰，衣橱里那件银线绣牡丹的旗袍已经两年没拿出来晒过太阳。
自从徐志摩飞机失事，她的日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摇着往下坠。
日本人来的那天早上，她正对着开裂的镜子往发髻上插最后支玉簪——那是翁瑞午上周当掉怀表换来的。
楼下传来汽车引擎声时，陆小曼的手抖了抖，簪子尖在头皮上划出道白印。
三个穿黄呢子军装的日本人踩着木楼梯上来，皮靴踏得楼板吱呀作响，领头的小胡子军官捧着红绸包裹的银元，话还没说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倒退半步：开门的女人裹着褪色的蓝布衫，乱蓬蓬的头发里插着半截铅笔，咧开的嘴里露出豁口的黄牙。
"陆女士，大日本皇军诚邀您出席今晚的游园会。"翻译官递上烫金请柬，眼睛却盯着她指甲缝里的墨渍。
陆小曼扶着门框咳嗽，指节敲在木框上咚咚响："我这身子骨，出趟门怕是要散架。"说话间，两颗染黑的玉米粒从牙缝掉出来，骨碌碌滚到军官锃亮的皮靴边。
这出戏码她筹备了三天，翻箱倒柜找出佣人阿香压箱底的粗布褂子，拿烧过的木炭把袖口磨出毛边，最绝的是用黄栀子熬水染黄了半口牙。
翁瑞午蹲在灶披间帮忙熬药汤时直叹气："何苦作践自己？"
陆小曼往脸上抹着锅底灰："总得让东洋人看得明白，陆小曼宁做乞丐不当汉奸。"
要说陆小曼的硬气，得从她父亲陆定说起，这位老同盟会员当年变卖家产资助革命，孙中山在广州开府时，陆家公馆的保险柜里锁着的是军政府的汇票。
1915年袁世凯称帝，陆定把女儿送进北平圣心学堂那会儿，怎么也想不到二十年后自家闺女要靠装疯卖傻保全名节。
十九岁嫁给王赓那场婚礼，上海滩的报纸连着登了三天喜讯，新郎是西点军校毕业的武官，新娘是精通三国语言的名媛，金童玉女的佳话传遍黄浦江。
可陆小曼在洞房夜就哭湿了鸳鸯枕——王赓连交杯酒都没喝完就被紧急军务叫走，留她对着龙凤喜烛坐到天明。
遇见徐志摩是在北平的琉璃厂，那天她穿着月白缎子旗袍在荣宝斋挑信笺，诗人捧着新诗集撞翻了砚台，墨点子溅上她绣鞋。
赔罪的咖啡喝成了私奔的壮行酒，六国饭店的旋转门转出了民国最轰动的离婚案，为着这场爱情，陆小曼打掉了四个月的孩子，落下一辈子的腰痛病。
徐志摩出事那天，她正在烟榻上抽大烟止痛，邮差送来的电报被翁瑞午截下，这个跟了他们夫妻五年的推拿大夫第一次红了眼眶。
停灵在济南的七天里，陆小曼把徐志摩送她的玳瑁发夹掰成两半，一半随棺入土，一半藏在贴身的香囊里。
日本人第二次登门是在腊月二十三，小年夜飘着雪珠子，陆小曼裹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袍，把炭盆里烧着的《新月》诗集往门口踢。
这回带队的换了文职官员，皮包里除了银元还有盒西洋参。"陆女士若能出席新年茶会，皇军愿意资助您重版徐先生遗作。"
这话戳得她心口生疼，当年徐申如老爷子就是拿出版权要挟她离开徐志摩。
翁瑞午从药铺抓药回来，正撞见陆小曼举着裁纸刀要割《爱眉小札》的手稿，这个总穿着阴丹士林长衫的苏州男人夺下刀，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志摩兄若在，定不愿见你这般自苦。"
陆小曼望着窗棂上结的冰花，想起徐志摩曾说她要活成寒梅，"越是冰天雪地，越要开得精神"。
往后的年月里，她真的活成了弄堂里的"梅先生"，日本人投降那年春天，有汉奸文人想拉她进"文化协会"，拎着两袋洋面粉上门。
陆小曼蹲在门口择野菜，把枯黄的荠菜根扔到来人锃亮的皮鞋上："吃惯了粗茶淡饭，消受不起精米白面。"这话后来传遍上海文艺界，连杜月笙听了都竖大拇指。
要说陆小曼晚年最得意的事，当属1961年卖貂皮大衣请客那回。
政府要给外交使团备国礼，找她牵线求画，她把压箱底的银狐裘卖了，换回四只阳澄湖大闸蟹，请来海派三大家。
陆小曼最后的日子是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度过的。床头摆着徐志摩戴过的金丝眼镜，窗台上养着翁瑞午送的君子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