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民国才女丁玲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哪个都不舍得分开，于是提出了三人同居，共同生活，不可思议的是，她的想法竟然真的实现了。 1928年初夏，杭州西湖水光潋滟，丁玲站在岸边，望着远山，心中翻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冲突，她爱着胡也频，也被冯雪峰的才情深深吸引。 那时的她，已是新文学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女作家，才华横溢，个性刚烈，从不愿被传统桎梏束缚，面对内心深处两个男人截然不同的吸引，她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决定，三人一起生活。 丁玲与胡也频相识于北京，两人都曾在北大旁听课程，胡也频当时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文学青年，创办过文艺刊物，主张用文字关照现实，尤其关注底层人民的苦难，他的真诚、热烈和对文学的执着，使得丁玲在动荡的北方冬季里找到了某种情感的依托。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生活清贫却不乏温情，他们租住在一间简陋的小阁楼里，靠写作维持生计，生活虽苦，但丁玲并不觉得辛劳。 可这段感情在1927年底迎来了变化，丁玲希望学习日语，朋友介绍了冯雪峰给她做老师，冯雪峰性格沉静、学识渊博，早年留学日本，涉猎甚广，是当时少有的翻译家与评论家，他与丁玲常常谈论俄国文学、苏联革命与世界格局，两人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思想上的默契。 丁玲发现，这种深层的精神共鸣是她与胡也频之间所未曾拥有的，在现实生活的温暖之外，她被冯雪峰带来的思想火花所打动。 丁玲在矛盾中反复挣扎，最终她决定打破常规，将两个世界融合，她建议胡也频与冯雪峰共同搬到杭州，与自己一同生活。 这一提议虽然大胆，但在她的坚持与两人内心复杂情感的牵绊之下，竟意外成行，他们三人租下了西湖边的小院，从此开始了一段非比寻常的同居生活。 最初的日子里，三人维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白天他们各自写作、翻译、讨论文学，有时也共商出版事宜，胡也频负责联系编辑与排版，冯雪峰则常引用俄国作家的观点分析小说结构，丁玲在两者之间调和思想与实践。 他们还曾短暂筹划创办出版社，希望通过文字传播新思想，邻里虽然对此议论纷纷，但这间屋子里，仿佛一时之间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乌托邦。 可夜晚来临时，情感的边界愈发模糊，胡也频开始表现出焦躁与不安，他难以接受心爱之人将感情分摊给另一位男子，他时常借口外出，或以沉默应对冷淡的情绪，冯雪峰则愈发沉默寡言，他敏感地察觉到三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却不愿主动挑破这层脆弱的平衡。 有一次，胡也频在冯雪峰借走的一本诗集中，意外发现了自己写给丁玲的情书，这件事成为他们之间矛盾彻底爆发的导火索。 冲突发生后，冯雪峰选择了离开，他悄然收拾行李，返回上海，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三人世界就此瓦解，胡也频留了下来，丁玲也未多加追问，她明白这段实验性的情感关系，终究还是被现实击垮了。 这段经历虽短暂，却深深影响了丁玲的创作，1929年，她发表长篇小说《韦护》，书中人物的情感挣扎与价值冲突，某种程度上正是她那段三人共居生活的投影。 女主人公所代表的，是一种对传统束缚的反抗与对感情自由的执着探索，这部作品在当时的文坛引发强烈反响，有人称其为中国新文学中最早直面复杂人性与两性关系的尝试。 三人关系结束后，丁玲与胡也频继续生活，1930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但命运并未停止对她的考验。1931年，胡也频因政治活动被捕，不久后在龙华被害，这成为丁玲人生中最沉痛的创伤。 她曾写信给友人表示，自己像是被撕裂了一样，既要坚强写作，又要独自抚养幼子，此后她继续创作、参与文艺运动，并最终在延安迎来了新的情感归宿。 但那段发生在1928年的三人同居经历，始终是她生命中最不可思议、也最真实的篇章，它不仅见证了她对爱情的极致追求，更是那个时代新女性敢于突破陈规、挑战秩序的一次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