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深秋，马步芳的独子马继援被宋美龄叫到重庆官邸。这位西北王公子刚跨过门槛，就看见客厅里站着个穿月白旗袍的姑娘，鬓角别着玉兰花，一转身露出双会说话的眼睛。宋美龄笑着拉过两人：“继援，这位张训芳小姐是金陵女大的高材生，你们年轻人该多走动。“
时间倒回1936年，还在宁夏老家时，十五岁的马继援跟着师父练刀，练得正起劲，离他四十里外的地方，马家军的骑兵正干着狠毒的事儿。
他们把两千多受伤的红军伤员用绳子绑起来赶着走，荒原上响起一片凄厉的叫喊声，这事传回来，少年马继援听了直皱眉头，可他年纪小，又是他父亲做的事，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就是马继援身上奇怪的地方，他打仗也勇敢，甚至有点推崇日本武士道那种精神，可他严令部下打仗不许踩老百姓庄稼，给伤兵配的急救包里还特意多塞了十卷纱布。
他书房里不光放着刀枪，还有从南京带回来的梁启超写的书，这种讲究，在当时的西北军里算是少见的。
宋美龄介绍的姑娘张训芳，让二十二岁的马继援真喜欢上了，姑娘念的是文学，温温柔柔的，可麻烦就来了，马步芳死守着“回汉不通婚”的老规矩。
张家爹娘一听是马家公子提亲，气得把茶杯都摔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年轻的马军长，竟然扑通一下子跪在张家铺地的青砖上，低声下气地求人家把女儿嫁给他。
这事把马步芳气得够呛，在西宁的官邸里对着儿子一顿咆哮，骂儿子“丢尽马家脸面”，马继援犟得很，他爹不让他在家里待着，他就在院子里硬生生跪了一整夜，最后结婚时还是执意把张训芳的名字写上了婚书。
只是新媳妇得避讳公公的名字，把原来名字里的“芳”改成了“芬”，成亲那天，马继援带着穿洋装的新娘子走进礼堂，外面那些跟着他爹多年的老部下们看着都嘀咕：“这小子，真不像司令亲生的啊！”
风光的日子没几年，1949年，马家军在西北打了败仗，马步芳父子俩只能坐飞机逃往沙特阿拉伯。
飞机起飞时，马步芳望着青海的山，整个人都没了精神，马继援怀里，小心揣着本快翻烂的《新华字典》。
到了沙特吉达港口，吹着咸咸的海风，他们的日子一下子变了样，住在郊区白房子里的马继援，过去指挥着千军万马，如今成了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老外。
邻居阿里总能看到，这位中国老人天不亮就拿出小收音机，专门等着听里头的中文广播，傍晚夕阳快落山，他又坐在椰枣树底下，一笔一划学着写王羲之的毛笔字。
后来，他的两任妻子都走了，留下他一个人守着空落落的大房子，更让人叹息的是命运弄人，最后亲生的孙子也死了，可马继援自己呢，日思夜想盼着有个孩子，偏偏一生都没能当上父亲。
日子就这么一年年过去，2008年5月12号下午，沙特那边已经很热了，老态龙钟的马继援盯着电视屏幕，看着汶川地震的画面，学校房子塌了，孩子们被埋在下面，他浑身都开始发抖。
老人家的记忆一下子被勾了起来，1937年，青海那边新盖了所义学，那会儿年纪还不大的马军官马继援，也曾亲手把一支支铅笔，发给那些脸上带着高原红的小娃娃。
没过多久，吉达老城区的西联汇款柜台前，来了位拄着拐杖、八十七岁的中国老人，他颤颤巍巍地递过去一叠美元。
填捐款单的时候，在捐款人姓名那一栏，他没写自己响当当的名字，而是写了个假名字，工作人员觉得不对劲，刚想再问问，老人已经转身，悄悄走出了银行大门。
后来，红十字会的同志费了好大功夫，才追查到这笔钱的真正来源，竟然是当年那个被称为“小魔头”的军阀少爷马继援捐的，5000美元。
这消息传回国内，六千公里外的老家中国，一下子炸开了锅，人们都不敢相信。
北京大学的杨青教授在研讨会上分析这事儿：“一个人做点好事积德，当然还不清过去一个家族或者一群人欠下的血债，但人心能回头，知道做点好事来弥补，这对抚平历史的伤口是很重要的一步。”
红十字会那边查了记录发现，整个汶川地震，海外华侨捐的钱加起来有二十多亿，马继援这五千美金混在里面，真跟大海里的一滴水差不多。
但这笔钱，却像面镜子一样，照出来咱们民族对过去那些复杂历史的记忆，有根深蒂固的恨，也有出人意料的原谅，还有对于“放下”的思索。
2012年斋月刚刚结束的那个晚上，他在沙特吉达的家里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床头的小柜子上，搁着一本翻得又卷又破的《唐诗三百首》。
中国驻吉达领事馆的官员去收拾他留下的东西，在书桌的玻璃板下面，发现了一张已经发黄的老照片。
照片上是1936年那次打破规矩的回汉通婚典礼，照片上，穿着笔挺军装的新郎胸前，那枚象征当时政府的青天白日徽章都有点歪了，他旁边的新娘，手紧紧攥着旗袍边，手里捧着的花束都显得紧张兮兮的。
照片背面，有两行字迹早就褪了色的钢笔字，那是马继援的笔迹，“身陷泥途心向明月，生如飘萍死念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