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5日，张学良给杨宇霆的父亲祝寿，到杨府时，副官大喊：“总司令到！”桌子上赌钱的人反应冷淡，直到杨宇霆出来，大家全都站立，满脸堆笑。 1928年，东北可真是多事之秋。6月4号，皇姑屯一声巨响，把“东北王”张作霖送走了，也把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砸在了27岁的张学良面前。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突然要扛起整个东北的军政大盘，手底下还一帮跟着老爹打天下的骄兵悍将。 这帮老臣里，有俩人最扎眼，一个叫杨宇霆，一个叫常荫槐。 杨宇霆，那可是老帅张作霖时期的“智囊”，奉军的总参议，脑子活，资历老，威望高。张作霖在的时候，杨宇霆是他最倚重的人，整个东北军，谁不给他几分面子？他兼着奉天兵工厂的督办，手里攥着枪杆子和钱袋子，说话底气自然足。 常荫槐呢，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年日本人逼张作霖签铁路条约，就是他站出来硬刚，帮老帅顶了回去，深得信任。这俩人，一文一武，一唱一和，在东北的势力盘根错节，可以说是除了张家之外的“二号人物”。 老帅在，他们是猛将是能臣。可现在，少帅当家，这俩人的“能耐”就开始有点变味儿了。他们打心眼儿里瞧不上这个“小六子”（他们私下里给张学良起的绰号）。 杨宇霆的脾气尤其大。开会的时候，张学良但凡有点不同意见，他就敢当着所有人的面训斥：“你不懂，别瞎掺和！” 有一次更过分，杨宇霆直接踹开张学良的卧室门，指着鼻子骂：“老帅在的时候不这样！混账东西，你这么干，东北能好吗？” 张学良年轻，有时候也顶一句：“我干不了你干！”杨宇霆还真就顺杆爬，甩下一句“你等着”，扭头就走。 最要命的是，这俩人还抱团。他们反对张学良最重要的政治决策——东北易帜。张学良想的是，国家要统一，得跟南京的蒋介石合作，一致对外。可杨、常二人坚决反对。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顶着巨大压力，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当天挂旗、合影，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两位东北的头面人物，压根就没露面。 杨宇霆公馆的门槛，那段时间快被踏破了，各路官员、代表，有事儿不找帅府，先去拜“杨督办”。 1929年1月5日，杨宇霆给他爹办寿宴。这种场合，张学良作为东北的一把手，于情于理都得去。他备了厚礼，带着夫人于凤至，亲自登门。车到杨府门口，副官扯着嗓子一声大喊：“总司令到！” 大厅里，一桌子人正热火朝天地赌钱，听到喊声，只有零星几个人懒洋洋地欠了欠身子，大部分人眼皮都没抬一下，继续搓着手里的麻将。 没过一会儿，杨宇霆从楼上下来了。他一露面，刚才还对总司令爱答不理的那群人，“呼啦”一下全都站了起来，个个满脸堆笑，点头哈腰，那叫一个恭敬。 张学良强压着火，拉着于凤至的手，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杨府。 回去的路上，车里死一般寂静。回到帅府，张学良一晚上没说话。 五天后，也就是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和常荫槐又来了，这次是来逼宫的。他们俩联手搞了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想让常荫槐当这个督办，拿着文件直接来找张学良盖章。这等于是在张学良的“国中之国”里，再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立王国”。 张学良看着眼前这两个不可一世的“功臣”，他知道，不能再忍了。 他把两人让进了帅府里的“老虎厅”。这地方因为摆着两只老虎标本而得名，气氛本就有点肃杀。张学良借口说先吃饭，稳住了两人，然后悄然离开。他走后，卫队长高纪毅带着几个卫兵走了进去。 据说，杨宇霆当时还在喊：“小六子呢？让他快点！”话音未落，枪声就响了。 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两个在东北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老虎厅里。没有审判，没有预兆，就是一场干脆利落的处决。 事后，张学良给杨家送去了一万块大洋的奠仪，还亲笔写了封信，信里说自己是“为国家计，不能顾及私情”，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复杂的味道。他还写了一副挽联：“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涕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他把自己比作挥泪斩马谡的诸葛亮，把杨宇霆比作了那个才华有余、忠诚不足的马谡。 这件事，就是震惊全国的“杨常事件”。 杀了杨、常，张学良在东北的权威算是立住了，再没人敢当面叫他“小六子”，也没人敢拿着文件逼他签字了。 杨宇霆虽然跋扈，但他确实有才，尤其在内政和工业建设上，是把好手。常荫槐在交通方面也是专家。杀了他们，等于自断臂膀。东北内部的精英人才出现了断层，很多事情，张学良想推，却找不到得力的人去办。 更重要的是，老虎厅的枪声，让所有人都噤若寒蝉。整个东北的决策层，成了一言堂。两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日军的侵略，张学良身边缺少了像杨宇霆那样敢于争辩、敢于顶撞的“反对派”，最终做出了“不抵抗”的错误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