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知青戴建国不顾家人的反对，硬娶痴傻的程玉风为妻，新婚夜，正当戴建国流泪解开她的衣扣时，谁料，程玉凤却突然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1970年，戴建国作为知识青年被分配到黑龙江逊克县插队，那时候的他只有十八岁，上海长大的他对农村的生活一无所知，刚到村里，连锄头怎么握都不会，被乡亲们看作笑话。 田地里的活又苦又重，干一天活常常累得腰酸腿痛，手上的血泡一茬接着一茬，他没有怨言，也没有退缩，只是闷着头干活。 村里的姑娘程玉凤，心地善良，总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帮他铲平没弄完的田垄，过后装作若无其事地离开，他渐渐发觉这些帮助，也暗自记在心里。 两人熟络后，戴建国常在收工后坐在田头，看着落日余晖，听她讲羊圈的趣事，感情在每日劳作和闲话中慢慢升温，但都没有说出口。 1974年初，戴建国因母亲病重回上海探亲，那年头交通不便，通信慢如蜗牛，几个月音讯全无。 程玉凤家境清贫，父亲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来，家中兄妹多，生活难过，不久后王家拿出三百元彩礼，程父心动，擅自作主将女儿许婚，程玉凤坚决反对，被关在屋里，她偷偷跑到县城电报局，发出一封电报，只写了五个字：速寄三百元。 电报寄出后，她日日守在村口，等着那个穿旧棉袄的身影回来，但等来的却是几名壮汉，她被裹进棉被里抬上牛车，一路哭喊到王家。 当晚，她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在洞房昏厥过去，醒来后神智已乱，整个人疯疯癫癫，她嘴里只念着“戴建国”这三个字，其余人再也听不进。 戴建国回村已是次年春天，站在村口，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蹲在地上，那双眼空洞无神，他认出了她，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个人僵在那里。 得知她的经历后，他好几天睡不着觉，1977年，他考上了村小教师，日子虽然清苦，但算是有了个正经职业。 1978年，知青返城的机会来了，他收到了调令，父母催他回去，可程玉凤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他站在那里好久，最后走回生产队，递交了结婚申请。 1979年秋天，他和程玉凤在村委登记结婚，他带她照了相，领了红本本，程玉凤傻笑着看着结婚证，紧紧攥在手里，一晚上都没松开。 新婚夜，程玉凤病又犯了，她忽然一拳砸在戴建国脸上，戴建国一下子退后几步，鼻血从脸上滑下来，他没有躲，也没有出声，只是用袖子擦了擦，坐到她旁边，看着她眼神空洞又惊恐，他明白了，她不是认得自己，而是又回到了那晚被抬进洞房的恐惧里。 婚后的日子比任何时候都难，戴建国白天上课，晚上写稿，稿子好不容易写出来，一不留神就被程玉凤撕个粉碎，吃饭的时候她会把碗砸地上，晚上发病时会掐他胳膊，抓他脸。 村里人劝他把她送去精神病院，戴建国摇头，说她是他老婆，他每天带她去镇上抓药，帮她梳头洗脸，程父程母见他这样，愧疚得不敢抬头。 几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孩子出生时，他激动得哭了，程玉凤抱着孩子，眼神亮了一些，病情也慢慢稳定下来，她开始能下地，能煮饭，能叫出孩子的小名，后来戴建国收入渐渐好了些，家里也像个样子了。 1997年，上海老家传来消息，哥哥得了重病，母亲年迈，妹妹也失了业，他没多想，收拾行李带着老婆孩子回了上海，他们在真新街道租了个十平米的小阁楼，三个大人加一个孩子，一家人挤着过日子，他在电台重新开始做编辑，每月只拿九百块，还要贴药费、房租。 刚到上海那年，程玉凤发病又频繁，他骑着自行车满街找她，有一次追了二十多公里，才在桥底下找到她，她一见到他就哭，像个孩子一样。 时间一点点过去，戴建国慢慢在单位站稳脚跟，靠写稿子补贴家用，程玉凤也很久没再发病，早起会给他泡杯茶，做早饭送他出门，他们的儿子上了大学，后来也成了家。 几十年过去，戴建国没再提起那一拳，程玉凤也许早已忘了，但他忘不了，他说自己从来没怪过她，那一拳，是命给他的债，他接了，也扛下了，直到日子慢慢有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