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
包产到户和承包责任制的政策一经出台，便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随之而来的也有诸多非议。一些人认为，这种政策的关键在于“分而不是包”，他们觉得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将土地分配给个人单干，甚至认为这是倒退回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道路，甚至有人感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夜之间就退回了“解放前”。还有人心有余悸，表示宁愿慢慢发财，也不愿意冒险跌倒。 回顾当时毛主席为何反对包产到户，能够看出其中的一些深刻原因。包产到户虽然能够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带来了很多潜在的危机和问题。首先，它忽视了农业生产中集体化的优势，容易导致土地分散，生产效率低下，甚至可能导致农田的荒废与浪费。毛主席担心，这种做法虽然看似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破坏农村的集体主义基础，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陷入“短期热闹，长期低效”的困境。 然而，进入1980年代，社会的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80年9月27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包产到户和承包责任制政策逐渐获得认可。文件指出，包产到户是为了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 且强调这一政策是在生产队领导下实施的，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并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因此，包产到户的风险已经得到了控制，且这一措施是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的。
1961年的春天，中国农村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关于农村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实行包产到户这一古老的生产方式上。当时，不少地方的干部群众提出，让农民分到自己的土地，实行包产到户，或许能够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更好的收成。 在这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中，支持包产到户的声音不在少数。他们的理由看似很有说服力：每个农民都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样就能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热情。一些地方的实践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个别试点地区在实行包产到户后，确实出现了农业产量的短期提升。 然而，毛泽东主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他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纵观中国历史，包产到户确实由来已久。 追溯到先秦时期，我国就已经存在类似的生产方式。秦汉以后，这种小农经济形态更是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民虽然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贫困的面貌。相反，土地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国社会的一大顽疾。 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由于缺乏资金、农具和技术支持，许多农民即使拥有土地，也难以维持生计。更严重的是，这种生产方式往往导致土地不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使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历史上土地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分田到户的做法也并非首次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王莽在公元九年颁布了王田制，将全国土地统一更名为“王田”，明确规定不得买卖，并要求每家八口的农户拥有不超过800亩土地，超过部分需分配给其他农户或宗族。 对于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农民，国家给予补偿，标准为每个家庭100亩土地。这一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土地平均化政策，目的是缓解土地兼并现象和贫富差距，推动社会阶层的平衡。然而，王田制并未如期实现其理想，反而因制度的僵化和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农民反而被束缚在这个“王田”制度中，难以发挥其土地使用的最大效益。此外，贵族与地主的强烈反对，使得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未能在社会中得到广泛支持。 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重新成为重点。1956年，浙江省永嘉县的雄溪乡燎原社开始了生产责任制的试验，成为中国最早的包产到户的实践之一。随着实验的推广，包产到户的做法在一些地区得到了认可。然而，1956年11月，浙江省委出于对中央政策的考量，要求停止这一实验，因为该做法与当时的集体化政策产生了冲突。 1978年，贵州等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农村经济困境加剧，许多农民开始悄悄实行包产到户。贵州的农民在长期贫困与粮食不足的困境中，为了自救，不顾上级禁令，积极采取了这一方式。1979年，贵州省委第二书记池必卿深入农村调研时，发现不少农户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纷纷采取了这一变通方式。 1981年，贵州遭遇了自1949年以来最大的旱灾，但在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农民们凭借更加灵活的生产管理方式，努力抗旱保产，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灾害造成的损失。通过这一事件，许多原本实行其他生产责任制的地区，纷纷转向包产到户。到年底，贵州省98.2%的生产队已经实施了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