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总理，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从来都没有叫毛主席叫过“老毛”，现在有很多电视剧的情节也基本符合事实，朱老总可以称呼毛主席“老毛”，但周恩来从来都是叫毛主席“主席”或者“泽东同志”，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叫过“老周”，一直都是“恩来”。
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联合国总部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为他降半旗表示哀悼。这一决定充分显示了周恩来在国际间的巨大影响力和崇高形象。然而，这个举措也引起了少部分反对者的质疑。为了回应这些异议，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作了解释。他严肃地指出降旗的原因：“首先，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周总理一生仅结过一次婚，且与夫人并未育有孩子； 其次，虽然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潜力巨大的国家，但周总理一生并未积累任何财富，生活非常简朴，他的遗愿是死后将自己火化，并将骨灰撒入大海。如果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做到其中的任何一点，联合国也愿意考虑为其降半旗。”瓦尔德海姆的话令人哑口无言，也使得世界更加敬重周恩来。 周恩来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公认的语言大师。与周总理交谈过的人，无不被他幽默风趣的语言魅力所折服。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周恩来批评了赫鲁晓夫推行的修正主义政策。 然而，赫鲁晓夫并未正面回应，而是以当时的敏感话题——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挑衅。他说：“你批评得很好，但你应该同意，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来自资产阶级。”赫鲁晓夫的言外之意是，周恩来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讲话。 面对赫鲁晓夫的挑衅，周恩来停顿片刻，平静地回答道：“是的，赫鲁晓夫同志，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各自的阶级。”
关于周恩来总理，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那就是他从来没有称呼毛泽东主席为＂老毛＂。尽管在许多电视剧中，朱德总司令可以亲切地喊毛主席＂老毛＂，但周总理无论何时都是以＂主席＂或＂泽东同志＂相称。同样，毛主席也从未叫周总理＂老周＂，而总是称他为＂恩来＂。这看似一个微不足道的称呼问题，却透露出周总理独特的性格特质和内心世界。 周恩来诞生在江南水乡，自幼便在叔父周嘉瑞的家中生活。周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书香门第，家风清正，注重对后辈的言传身教。周恩来的叔父与叔母相敬如宾，受此影响，周恩来从小就养成了彬彬有礼、谦逊温和的性格。他酷爱读书，勤奋好学，但从不争强好胜或与人起冲突。 他注重着装得体，言谈举止透露出儒雅的气质。周恩来在留学期间结交了不少法国朋友，他们都被这位东方青年的谦逊友善所打动。一位法国朋友曾这样评价周恩来:＂他待人彬彬有礼，说话柔声细语，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正是凭借着良好的教养，周恩来在海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友谊。 正因为骨子里的谦逊有礼，周恩来很少对他人使用昵称或绰号，哪怕是对毛主席这样亲密的革命同志，他也一直以＂主席＂或＂泽东同志＂的正式称呼相称。这绝非周总理刻意疏远或者不够亲近，而是他个性中尊重他人的真实流露。 在外交活动中，饮酒是一种常见的礼节。每当周恩来总理与人干杯时，他总是面带微笑，友好地注视对方，但从不强迫别人饮酒。如果有客人不擅长饮酒，周恩来总理总是体谅地说：“能喝就喝，不能喝也没关系。”然而，自己在干杯时从不马虎。如果他说了“干杯”，他就一定会喝完，绝不会敷衍了事。 有一次，一位美国记者看到周恩来总理使用的是一支“派克”牌钢笔——派克是美国的品牌，这位记者不禁骄傲地问：“为什么你们中国高官要用美国的钢笔呢？”周总理淡然地回应道：“是的，这确实是一支美国的派克钢笔，但这是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抗美援朝战利品。”
齐白石老人年事已高，中国美术家协会出于好心，为他提供了一个更安静舒适的创作环境——北京东城雨儿胡同，但老人始终坚持住在原来的胡同。一天，齐白石特意到国务院找周总理，周总理刚开完会，没顾上吃饭，依然接见了齐白石。当齐白石问是否能回到自己的老家时，周总理毫不犹豫地回答：“跨车胡同是您自己的家，怎么不能回去？”随后，他亲自陪同齐白石回到原居住地。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一天，周总理前往钓鱼台国宾馆拜会尼克松，尼克松主动为他脱下大衣。这一举动通过电视向美国观众直播，许多人为之震惊，质疑为何一位极端反共的美国总统会主动为一位东方国家的领导人脱衣。尼克松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是周恩来的人格力量征服了我。” 关于长城上的情景，一些记者报道说中国人“演了一场戏来给我们看”，周总理对此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有些做法确实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尼克松对周恩来这番自我批评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的自我批评展现了他的自信和成熟，认为真正自信的人敢于直面自己的缺点，这正是周恩来个人魅力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