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一红军干事在筹粮时被土司武装抓走。当萧华前去谈判时，土司放话说：“留下他，我卖给你们粮食，不同意就打一仗！” 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总算是碰上了头，两拨人马都又累又饿，跟从地狱里爬出来差不多。会师之后，部队分兵北上，其中一部分由红一方面军主导的部队，一头扎进了藏区草地。那地方，怎么说呢？就俩字：要命。 连绵不绝的雪山，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沼泽，荒无人烟。地图上标着有寨子，可红军战士们跑到那儿一看，空的，连个鬼影都没有。老乡们害怕军队，早就拖家带口躲到深山里去了。 红军有纪律，铁打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纪律有时候看着都觉得“拧巴”。战士们饿得眼睛发绿，看见老乡家里撒了一地的粮食，没人去捡；看见没锁门的屋里挂着腊肉，没人去拿。甚至看到没人管的牛群，还得派人去给牛割草，生怕把老乡的牲口给饿死了。 这种坚持，在当时那种活命都成问题的环境下，显得有点不可思议，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可这就是那支军队的规矩，他们宁可饿死，也不愿意坏了自己立下的规矩。 但规矩不能当饭吃。部队断粮越来越严重，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派出筹粮队，到附近的土司地盘去，希望能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银元或者布匹，换点吃的。 这哪是去筹粮，简直就是去闯鬼门关。 藏区的土司武装，对外来者向来不客气。他们盘踞一方，手里的规矩比谁都硬。红军的筹粮队去了好几拨，回来的没几个。王树增在他的《长征》里写过，有的战士被抓了，“被砍断了四肢，有的被挖了眼睛”。这不是小说，是当时活生生的现实。 当时担任红二师政委的萧华，年仅19岁。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19岁的小伙子，肩上扛着几千号人的性命，眼看着队伍一天天饿下去，心里得是多大的煎熬。 就在这节骨眼上，又一个坏消息传来：一支筹粮队出事了，7名战士牺牲，还有一名干部被土司给活捉了。 这个被活捉的干部，就是周书良。 萧华一听，心都揪紧了。中央三令五申，为了团结大多数，绝不能和地方少数民族武装轻易起冲突，能谈就谈。他立刻带上警卫员和翻译，赶去土司的寨子谈判。 土司头子见了他，态度很强硬，但也直接。他指了指身后，说：“你们的那个干部，在我这里。” 然后，他抛出了一个让萧华几乎没法选择的条件：“留下他，我卖给你们粮食，保证你们安全过境。不同意，咱们就真刀真枪干一仗！” 这话说得简单粗暴，就是一笔交易，拿周书良一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换整个部队的粮食和通路。 萧华当时就懵了。这算什么？人质？可土司为什么偏偏要留下周书良这么个不起眼的青年干事？图他什么？土司也没细说，就说是看这小伙子像个读书人，想让他留下来“帮帮忙”。这含糊其辞的理由背后，谁知道藏着什么算盘。 萧华请求见见周书良。 当他看到周书良时，这个年轻的干事已经饿得脱了相，眼神里全是惊恐和无助。他看到萧华，就像看到了救星，带着哭腔喊“政委”。 在场的警卫员后来回忆，那场面，谁看了都鼻子发酸。 周书良当然不想留下。谁愿意在这种鬼地方当人质？他死死地拽着萧华的衣角，一个劲儿地摇头。 萧华能说什么？他拍着周书良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解释了部队的困境。他说，为了让更多的同志活下去，走出草地，组织上希望他能暂时留下来。 这话说得有多艰难，只有萧华自己知道。这跟亲手把自己的同志推下悬崖，有什么区别？ 他对周书良承诺：“你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留在这里。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回来接你！” 在那个连明天能不能活下来都不知道的年代，一个“胜利后”的承诺，显得那么遥远和无力。它更像是一种安慰，一种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说的“漂亮话”。 最终，周书良松开了手。他擦干眼泪，没再多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破烂的军装，朝着萧华，朝着家的方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转身就走，头都没回一下。 他的背影消失在寨子深处，像是被黑暗一口吞了下去。 土司倒是守了信用。他们卖给了红军一批青稞和牦牛，并且在红军过境时没有再进行骚扰。靠着这批救命粮，萧华带着部队艰难地走出了草地。 在路上，萧华好几次忍不住回头望向那个寨子的方向，可除了茫茫群山，什么也看不到。 周书良，就这么从历史上“消失”了。 全国解放后，新的政府和军队成立了专门的寻人工作组，萧华也特意嘱咐，一定要找到周书良的下落。工作人员翻遍了当地的户籍档案，走访了无数上了年纪的老人，可谁都不知道。有人说他可能早就被土司杀了，有人说他后来跑了，但没人能拿出证据。 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烈士名录里，也没有出现在失踪人员名单上。他的籍贯、年龄、家庭……所有信息都成了一片空白。他就像一颗螺丝钉，掉进了历史的深沟里，连个响声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