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钱学森96岁大寿，高朋满座。突然，他看到角落里坐着一个白发老太太，不禁眼神一亮，上前颤声问道：“您现在几个孩子啦？”谁知，老太太的回答竟让他泪流满面。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2007年冬天的北京，钱学森96岁生日宴上，高朋满座，气氛正好，可钱老却忽然起身，穿过一众宾客，走到角落里一位白发老太太面前，他声音有点抖，轻声问：“你还好吗，你有几个孩子？” 全场的目光都聚了过来，谁知，老太太的回答，竟让这位科学巨匠当场落泪，满座宾客也随之陷入沉默。 这眼泪背后，藏着怎样一个故事，要解释钱学森的眼泪，就得从这位老太太——李佩的故事说起。 李佩，1917年生于江苏镇江的书香门第，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年轻时，她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语言不通，文化隔阂，这些都没能拦住她，反而让她成了学校里的优等生。 但也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郭永怀，他们的缘分，钱学森是见证人。 早在1946年，就是钱学森开了三千多公里的车，把郭永怀送到康奈尔大学任教，两个人轮流开车，一路啃着三明治，聊的却是将来回国要建什么样的实验室。 后来，钱学森夫妇和郭永怀夫妇成了邻居，常常在康奈尔的草坪上晒太阳，李佩一边织毛衣，一边听着丈夫和钱学森热火朝天地讨论怎么把火箭理论带回中国。 而她当时英语已经说得和母语一样好，却还在拼命补习中文，生怕将来回国教书，哪个字说错了会误人子弟。 在1948年，李佩与郭永怀结婚，在美国，他们有别墅，有汽车，有光鲜的社会地位和优渥的生活。 可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这对夫妻心里那点回家的念头，就再也按不住了，他们做了一个让所有美国朋友都无法理解的决定：放弃一切，回国。 为了表明决心，他们甚至把准备带回国的学术资料在院子里烧掉，以应对美国政府的审查，郭永怀后来对李佩说：“没事，都记在我脑子里了。” 直到1956年秋，郭永怀和李佩终于带着女儿回到北京，来机场接他们的，正是钱学森，手里还捧着一束野菊花。 回国后，郭永怀投身国防科研，而李佩则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负责外语教学，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科研条件简陋，可他们一点也不在乎。 在接下来的十二年，是中关村最热火朝天的岁月，钱学森的办公室在东头，郭永怀的在西头，两人常常隔着院子大声讨论问题，直到深夜才一起去食堂找点冷馒头吃。 而李佩，则在学校的台灯下，翻着厚厚的词典，一字一句地编写全中国第一本英文研究生教材，她深知外语是打开国门看世界的钥匙，四处奔走，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学，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打开了一扇宝贵的窗。 然而，命运的重锤毫无征兆地落下，1968年冬，51岁的李佩等来了丈夫郭永怀的噩耗，他乘坐的飞机失事，这位为中国核弹和导弹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科学家，生命定格在了59岁。 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李佩没有倒下，她默默地将丈夫所有的遗物，包括全部的书籍、笔记和手稿，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她把所有的悲痛都压在心底，化作更强大的动力，继续坚守在教学岗位上。 谁知，命运的残酷远未结束，1997年，李佩唯一的女儿郭芹也因病离世，办完女儿的后事，第二天，80岁的李佩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在教室，继续给学生们上课。 而她的学生后来回忆说，那天的课，李老师讲得和往常一样清晰，只是板书写得比平时更高、更用力。 所以，在钱学森的寿宴上，当老友颤抖着问出那句“你现在几个孩子啦？”，李佩平静地回答：“一个都没了。” 这五个字，浓缩了一位女性一生的付出与牺牲，丈夫为国捐躯，女儿英年早逝，她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和她热爱的教育事业。 而钱学森的眼泪，是为老友郭永怀的牺牲而流，更是为李佩那超乎常人的坚韧与伟大而流，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从那份平静中感受到了排山倒海般的力量。 宴席上，李佩看到钱学森杯子空了，下意识地就要去倒水，却被钱学森轻轻按住了手，两只布满皱纹的手，安静地叠在一起，他们这代人，早已将个人的一切融入了国家的命运。 李佩后来被人们称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和“中国的居里夫人”，可她自己却总说：“我只是做了点该做的事。”她一直工作到90多岁，捐出毕生积蓄，设立奖学金。 我们今天总在讨论，什么是风骨，什么是榜样？ 但或许，李佩先生的故事就是答案，它告诉我们，有一种伟大，不是声名显赫，而是面对命运一次又一次的重击，依然选择站直了，把个人的悲痛化为照亮他人的烛火，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