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在举行授衔仪式之际，他竟猛地一把扯下肩章，而后扬长离去，紧接着便立下了一则坚定的誓言：死后决然不会身着军装下葬！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大规模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无数将士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荣誉，而一位年仅三十九岁的将领却在现场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在接过象征少将军衔的肩章之后，他没有欣喜，也没有言语，只是默然地将肩章摘下，转身离开会场，他的背影沉静而坚定，像是一道无声的抗议，他的名字，叫段苏权。 这场沉默的抗议背后，隐藏着一段长达二十年的沉浮与委屈，段苏权出生于湖南茶陵县，1916年，他成长在一个革命氛围浓厚的家庭，年少时便投身农民运动，十四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六岁成为共青团县委书记，1932年，他进入红军，迅速崭露头角，担任红八军青年科长，到1934年，仅十八岁的段苏权就被任命为黔东独立师的政委，这支部队虽然名为“师”，实则兵力不足千人，装备简陋，每人仅有几发子弹，却肩负着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突围的艰巨任务。 国民党调集十个团的兵力，企图围剿这支小小的红军部队，在黔东崎岖的山地间，段苏权与战士们展开了长达二十余天的殊死搏斗，在敌人重兵压境的时刻，他与师长王光泽带领部队转战于密林与山谷之间，巧妙地制造动静扰乱敌军判断，顽强地守住了根据地数十天，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段苏权不幸中弹，右脚踝碎裂，鲜血浸透了绑带，为了不拖累突围部队，他主动要求留下，在火力交错的夜晚，他被藏进山洞，独自面对伤口的腐烂与高热。 三个月的时间，他在山洞中靠野菜与清水维生，蛆虫在伤口中滋生，腐肉脱落时，他用木棍敲打断肢，只为防止感染蔓延，等到他能够拄着拐杖行走时，独自踏上了寻找红军的归途，他披着破麻袋，沿着荒山野岭乞讨而行，从贵州一路跋涉到湖南，右脚的伤口早已溃烂成一个带脓的黑洞，行人望而却步，连乞讨都变得异常艰难，1937年初，他终于在湖南攸县倒在地上，体重仅剩三十七斤，如干枯的树枝一般被人抬进屋内。 同年深秋，他终于抵达延安，推开窑洞的门，却被告知他早已在三年前被认定为牺牲者，红六军团早已在纪念碑上刻下他的名字，写下“段苏权同志永垂不朽”的挽词，他的归来，带来的不是重逢的欣喜，而是无尽的审查与质疑，他无法提供任何证人，李木富失散于战火，那位替他清创的郎中已死于日军屠村，他的那段“脱队三年”的经历，成为他履历中最大的“黑洞”。 尽管如此，他依然被重新吸纳进组织，担任宣传工作，并在抗战、解放战争中屡建战功，东北战场上，他指挥第八纵队，在辽沈战役中首创分段阻击战术，一举歼敌万余人，建国后，空军初建，他被调任为空军指挥员，进入朝鲜战场，朝鲜战事激烈，空中作战尤为残酷，飞行员普遍经验不足，伤亡频繁，他总结出一套简明实用的空战口诀，极大提升了飞行员的生存率。 然而，也正是在朝鲜战场上，他再次触碰了一个不该触碰的“雷区”，当时战报上报的战损比为“一比一”，即击落敌机与我军损失相当，段苏权亲自核查后发现，此数据严重失实，出于对空军建设的负责态度，他将真实战损数据上报彭德怀，并详细记录24名飞行员的实战情况，指出虚报的危害，这份上报，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显得尤为敏感。 1953年，他的历史问题再次被翻出，尽管1937年已有调查结论确认其历史清白，但总政干部部仍以“历史复杂”为由，决定在1955年授衔时予以“暂授少将”，授衔通知在仪式前半小时才传达给他，尽管他的战功与资历本可比肩中将甚至上将，但这一纸决定彻底压垮了他内心的坚持，他没有争辩，也没有申诉，只是将肩章轻轻摘下，转身离开那个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军队授衔大厅。 此后，他再未提起此事，他调任军事学院，主持教材编写，赴福建前线参与海防工程建设，甚至被下放农村期间也依旧沉默不语，潜心农技研究，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兢兢业业，从不计较功名得失，他的所有荣耀，仿佛都被封存于那个授衔仪式的瞬间，被他亲手埋进沉默中。 1985年，《解放军报》刊文为他平反，1993年，他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叮嘱家人，不穿军装、不盖军旗，用一件普通的中山装完成最后的告别，他用行动践行了当年在授衔仪式上的誓言，这一次，没有任何仪式的修饰，只有一位老兵的风骨与沉默。 2006年，军事科学院档案整理中发现一份尘封的文件，由中央组织部于1937年出具，详细记录了段苏权在失联期间的经历，这份文件迟到了近七十年，却终于为他还原了历史，只是，那颗迟到的星，再也无法别在他已经沉入黄土的肩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