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徐景贤进去后，在里面一直身体不好，他夫人葛蕴芳写信申述，于是徐景贤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保外就医，又于1995年刑满，1999年恢复权利。 1933年，徐景贤出生于上海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徐宗骏早年参与地下工作，后因不堪政治压力退出，选择在教育系统中安身，家庭氛围中既有对革命的热情，也有对现实的警惕，这种复杂的背景，为徐景贤的成长打下了双重底色，他从小耳濡目染，对政治有着天然的敏感与兴趣，青年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巨变之际，他选择投身学生运动，最终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一条不同于父亲的政治道路。 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后，徐景贤开始展现出出色的写作才华，他的文章常见于校内刊物，语言犀利，思路清晰，这种文笔与政治觉悟的结合，使他在毕业后迅速被分配至华东局机关工作，在那个讲求“笔杆子”的年代，他的能力极具竞争力，1957年反右运动初起，他迅速撰写批判文章，立场坚定，措辞激烈，赢得了上级的注意，这篇文章成为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张春桥由此发现了这个有才干、懂分寸的年轻人，将其调入市委写作小组。 在写作组的日子里，徐景贤如鱼得水，他不仅能准确把握政策精神，还能将其转化为鼓动性极强的宣传文字，他参与撰写的大量内部材料、对外文章，成为当时上海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在那个信息高度集中、舆论控制几乎全覆盖的年代，写作组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一些行政部门，徐景贤逐渐被视为“笔杆子中的骨干”，政治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起初，徐景贤并未贸然行动，而是保持一定的观望与谨慎，他显然意识到，这场运动可能远超以往的政治行动，但他也深知，不表态就意味着边缘化，当时，上海的权力结构剧烈震荡，原市委核心遭受猛烈冲击，徐景贤一度试图在旧体制与新风潮之间保持平衡，但很快他意识到，中立并不能自保，在张春桥的授意下，他选择倒向“造反派”一方，以强硬姿态参与批判陈丕显等人，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政治命运。 随着“一月风暴”的爆发，上海原有的组织架构被彻底打破，新的政治实体——上海人民公社（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迅速建立，在这一过程中，徐景贤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不仅负责起草大量宣传材料，还参与组织批斗、整顿各级机关，他主持的《文汇报》成为“革命路线”的喉舌，刊载的社论、批判文章频频登上全国舆论高地，他的文风愈发尖锐，常常一篇文章便能改变某个干部的命运。 权力的集中让徐景贤在七十年代初登上上海市委书记之位，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市委书记的权力几乎无边，他住进干部宿舍最好的楼层，日常行程有专车接送，身边聚集着一批唯命是从的工作人员，对外，他是“革命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对内，他是上海宣传系统的总指挥，他在市内主持整风会议、清理队伍、重构组织体系，几乎事无巨细，但这份荣耀的背后，是对四人帮政治理念的全面依赖。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局逆转，令徐景贤措手不及，消息传出那一夜，他正在自家客厅观看新闻，得知张春桥等人被捕的画面时，他明白，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即将终结，几日后，他被带离市委大院，开始接受调查，此后，他被正式羁押，逐步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最终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 监狱生活对徐景贤而言，是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他从原本的权力中心跌入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环境，精神与肉体都遭受重创，狱中条件艰苦，饮食贫乏，医疗条件简陋，他的身体逐年恶化，患上多种慢性疾病，精神上的打击更为沉重，他曾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与抑郁状态，唯一的慰藉来自外界的书信——他的妻子葛蕴芳在多年中坚持不懈地通过信件与他保持联系，不断申请减刑与保外就医，她不为名，不为利，唯一的愿望，是让丈夫活着回来。 1992年6月，徐景贤因病获得保外就医，提前三年离开监狱，当他走出高墙时，已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他搬入中山西路一处老旧阁楼，与家人共居三十平米的狭小空间，家中八口人挤在逼仄的屋檐下，生活开销主要靠街道发放的每月三百元生活补助，连基本的医疗费用都需依赖女儿接济，昔日的市委书记，如今成了街道档案中的普通低保户。 1995年，他刑满释放，三年后恢复政治权利，然而，他从未真正复出，也未参与任何公开活动，他的生活逐渐归于平静，每日看看报纸，偶尔在小区中踱步，社区干部回忆，他每季度需提交思想汇报，文字中常见对过往行为的反思，但他从不主动谈及那段历史，他成了弄堂口寂静的背影，邻居多对他报以冷淡态度，很少有人愿意靠近这个“曾经的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