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廖汉生中将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各大军区的岗位都已经满员了，只有新疆军区是由王恩茂一人既当司令员又当政委，还是新疆分局第一书记，一人身兼三职，比较忙碌。 1957年夏天，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的一批高级将领毕业，这可都是宝贝疙瘩，哪个拎出来不是响当当的人物。毕业嘛，本该是各奔前程，到新的重要岗位上大展拳脚。可偏偏有两个人的安排，看着有点“别扭”——廖汉生和张震，毕业了没走成，直接留校，当了正副院长。 廖汉生，这位红二方面军出来的悍将，当时心里想的压根不是“留校任教”。他在西北战场上摸爬滚打了半辈子，对那片黄土地有感情。毕业分配前，总干部部的肖华部长找他谈话，问他有啥想法。廖汉生是个直肠子，没绕弯子，说想回西北。 可当时的“西北”已经不是当年的西北了。老西北军区在1955年撤销，分成了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兰州军区的司令张达志、政委冼恒汉，都是他的老战友甚至是老部下，坑都占满了，他一个中将回去，位置不好摆。 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新疆。新疆军区当时的情况，全军独一份。司令员、政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三个要职，全压在王恩茂一个人肩上。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王恩茂这等于是自己一个人顶着一个班子在干活，忙得连轴转是肯定的。廖汉生就主动请缨：“新疆的王恩茂同志一个人兼了三个职务，我去给他当个司令员，减轻点他的担子。” 可领导听完，没接这个茬，只是让他等通知。结果通知下来，哪儿也别去了，就留在南京，当军事学院院长。 为什么廖汉生想去新疆帮忙，上级却没同意？这背后就得聊聊王恩茂为什么会“一人身兼三职”了。 新疆的情况，从解放初就极其特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边防问题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中央对新疆的领导班子配置一直非常谨慎，长期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就是为了确保号令统一，能迅速应对各种复杂局面。 王恩茂能坐稳这个位置，不是偶然。时间往前倒几年，新疆搞社会改革，当时主持工作的王震司令员雷厉风行，想把土地改革和牧区改革一步到位，尽快转入经济建设。这个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在敏感的牧区，步子迈得太快，引发了一些矛盾。中央和西北局及时叫停，认为时机还不成熟，需要稳妥。 而当时担任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王恩茂，在自己负责的片区里，就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稳重和审慎。他没有全盘照搬上面的指示，而是坚持“两步走”，先搞调查研究，在个别地方试点，摸索出经验了，再分期分批推开。南疆是新疆民族成分最复杂、工作难度最大的区域，王恩茂硬是把这块硬骨头稳住了。 正是这种“稳”，让上级看到了他驾驭新疆复杂局面的能力。 后来调整分局领导班子时，中央没有搞“空降”，而是直接从内部提拔了王恩茂。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王恩茂以其稳健的作风和对新疆情况的深入了解，牢牢地稳定了新疆的局势。因此，在1957年那个节点，中央的考虑是维持新疆领导体制的稳定，而不是轻易“掺沙子”或“搭班子”。让王恩茂继续身兼三职，正是为了保证这种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 廖汉生虽然能力强，资历老，但他毕竟刚从军事学院出来，对当时新疆的具体情况不熟悉。贸然派他过去担任司令员，未必能起到“1+1大于2”的效果，反而可能因为磨合问题影响工作。所以，他去新疆的请求被婉拒，其实是中央从全局和稳定大局出发的考量。 回过头来再看廖汉生和张震的“留校”任命。既然不是为了给新疆减负，那为什么偏偏是他们俩？他俩可都没正儿八经干过教学和院校管理。廖汉生自己都跟彭老总坦白：“我只在抗战时当过党校的教育科长，对现代化教学不懂啊。” 这就牵扯出当时南京军事学院内部的另一场风波——“反教条主义”。 建国初期，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学习“老大哥”苏联的经验。南京军事学院作为培养高级将领的摇篮，自然是全盘引进了苏式教学模式。这套模式有它的好处，系统、正规。但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 最大的问题就是“教条主义”太严重。有些教员讲课，张口闭口都是苏联教材，分析战例全靠地图推演，脱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 这种纯理论、本本主义的教学方式，让这批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将军们非常不适应。他们是靠着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赢的，现在却要被条条框框束缚住。于是，抵触情绪开始蔓延，不少学员把意见和牢骚写成报告，一路递到了国防部。 调查组进驻学院，一场关于教学路线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学院的领导班子必然要调整。 而廖汉生和张震，恰恰是在战役系学习期间，最早对这种教条主义教学提出质疑的学员代表。 他们作为学习小组的组长，敢于发言，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就让他们在广大学员中赢得了信任和威望。 这个时候，上级考虑的，已经不是你有没有办过学、当过院长的“履历”，而是你有没有冲破旧模式束缚的“勇气”和得到群众信任的“威信”。没经验反倒没包袱， 这成了他们最大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