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沙家店战役胜利后，毛主席满脸疲惫地对李银桥说：“你去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我想吃肥一些的。”李银桥听到这些，忍不住红了眼眶......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炊事班长高文经冲进灶房时，他的呼吸急促，额头上全是汗，他刚从李银桥那里听到一个从未预料过的消息：毛主席想吃一碗红烧肉，要肥一些的。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命令，也不是一次简单的做饭安排，高文经在延安这些年，从没接到过类似的请求。 毛主席从来没有在吃的方面提出过个人要求，甚至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他都和普通战士吃一样的饭、啃一样的干粮。 高文经知道这碗红烧肉背后一定隐藏着更深的原因，主席不会无缘无故突然想吃肉，他从不为自己开口，能让他说出这句话一定是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高文经脑子飞快地转着，他没有时间犹豫，现在不是纠结是否能满足这个愿望的时候，而是立即行动，他扯起衣袖，背上布袋，抄起随身带的钱袋，出了窑洞就直奔延安城的集市。 他没有通知其他人，也没向上级请示，他明白有些事不用等待批准，只需要去做，那天的延安下过小雨，街道泥泞，摊贩稀少，高文经一家家地敲门，一个一个地打听。 有的人摇头，有的人瞪眼，也有的人压低声音，说哪家后院可能还藏着点肉，他靠着人脉、情面、甚至是讨价还价的老本事，终于从几个零散的渠道凑齐了两块五花肉。 肉不多，但切成小块，加上慢炖，也足够做出一锅味道了，调料更难，他在一家老布店换来半碗白糖，在另一家作坊搞到点土酒，连八角和生姜都是靠熟人偷偷拿出来的。 炊事班里连一瓶酱油都没有，他只能用糖炒出焦香色来替代，他不敢浪费一点食材，锅里的每滴油、每块肉都处理得格外细致。 他知道这碗红烧肉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给毛主席补身体、提精神、撑下去，肉开始炖的时候整个厨房安静得几乎能听到木柴的爆响。 他没有让其他人帮忙，全程亲自掌勺，他把火候控制得极准，反复尝试，直到自己尝出满意的味道才肯罢手，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他连一口水都没喝。 当那碗红烧肉终于端上来的时候，锅里腾起热气，肉色酱红，汤汁浓厚，香味压住了整个灶房，高文经看着那碗菜，眼神变得格外坚定。 他没有任何犹豫，把那碗肉装入餐盒里面小心盖好，然后亲自送到窑洞门前，交给李银桥，毛主席在炕边吃饭时，没有发一言。 他没有看人，也没有打量菜，只是低头吃饭，高文经没被叫进去，但他站在门口听着里面金属勺子刮碗的声音，那种节奏和频率不像平常那样平缓。 他听得出来，那是一个人吃得格外认真、格外用力的样子，这不是嘴馋，而是耗尽力气之后对能量的本能渴求，高文经忽然明白主席是真的扛不住了。 他不曾喊苦，从不说累，一路带着中共中央辗转陕北，前前后后转战了几百里，靠着几页地图和一支笔，一天能发出几十道命令。 有时候连夜调兵，有时候通宵推演，硬是靠着人脑掌握敌我态势，算准每一场战役的节奏，他们走一村、停一镇，条件最苦时，一天只有一顿稀饭，主席连稀饭都让给战士喝。 毛主席不是没有累过，不是没有病过，但他从不喊停，他发烧的时候照样指挥作战，胃病犯了还坚持开会。 他曾经几天几夜没闭眼，连炕头都来不及躺一下，就坐在小木凳上顶着油灯看地图，人都撑不住了，却一句怨言没有，他能扛是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全国还有成千上万的战士还在流血、在忍饥挨冻，他若一放松，中央就可能陷入危险，高文经以前只是听说，今天算是明白了这碗肉不是口腹的诱惑，是一段拼到极限之后的最后支撑。 毛主席吃得很快，把整碗肉吃了个干净，连汤汁都拌着米饭吃光了，李银桥没说话，只静静收拾碗筷，然后走出窑洞，高文经站在门口，看见李银桥的脸色有些古怪，不知是高兴还是难受。 不久后，有人传出一句话，说毛主席吃完饭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低声说，自己是不是做得过分了，没有人回应他，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对自己的需求表现出内疚，是他主动吃了饭，却又开始自我反思，那天之后，主席又恢复了原样，他依旧节制饮食，依旧不许给他做特殊菜。 有人提议给他加个鸡蛋，他摆手；有人说给他换口软一点的饭，他也拒绝，他把那一碗红烧肉当作一个错误，自己默默地记住，再也不愿重提。 但所有人都记得那一天，记得那个疲惫至极仍在负重前行的领袖，记得那碗耗尽一个炊事兵全部心力的红烧肉，记得那场胜利之后背后藏着的巨大压力。 李银桥后来再说起那天，只说了一句，那是他一辈子见过最真实的一顿饭，没有仪式感，没有庆功宴，也没有掌声，只有疲惫、饥饿、坚持，还有沉默之后的反思。 战争还在继续，战士们依旧在前线奔走，毛主席也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但那个做红烧肉的下午，永远留在了那些亲历者的记忆里。 （主要信源：安徽日报：《毛泽东与红烧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