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前连棉被都没有，零下几十度的寒冬，古人是怎么扛过来的？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棉花尚未普及中原大地的岁月里，冬天并不是一段可以轻松熬过的日子，寒风裹挟着霜雪自北方袭来，气温骤降至零下二十度甚至更低，人们没有羽绒服、没有电热毯、没有暖气系统，能依靠的，唯有从土地、植物、动物乃至火焰中提炼出的本能智慧，御寒，不只是物理层面的抗争，更是一场关于生存方式的全感官对抗。 御寒的第一线防线是贴身的衣物，没有棉花的日子里，最常见的材料是麻布，麻纤维粗硬，织出的布料在寒风中几乎不具备保温性，穿在身上只能称得上勉强遮体，于是，人们便将芦苇花、柳絮、茅草等植物纤维絮入其中，缝制成夹衣，芦花虽轻，一经干燥能显著减缓热量的流失，穷苦农户将这些材料一层层铺进粗布之间，缝成衣被，虽然笨重，但至少能抵御夜间的严寒。 中原以北的边陲地区，冬季更为严酷，早在汉代，就有士卒用羊毛和皮革缝制袜子，填入麻屑或干草，外面再裹以麻布，敦煌地区出土的毛袜实物，纤维经过尿液鞣制，结实且具保温性，这种生物工艺并非粗陋之举，而是古人利用有限资源延长衣物功能的智慧体现。 富贵阶层则有更多选择，汉代马王堆墓中的丝袍，采用“续纩”工艺制作，三十余层蚕丝交替铺缀，轻薄而保暖，堪比现代羽绒服，唐代的贵族喜好貂皮、狐裘，有时以孔雀翎、锦缎为饰，既保暖，又象征身份，皇宫中还出现了“露指皮手套”，方便冬日中书写和劳作，在细节处透露出高阶生活的讲究。 穿戴之外，空间的温度决定了生活的质量，在北方，农舍常用土坯和茅草垒墙筑屋，厚重的墙体减少热量散失，窗户开得极小，以油纸糊窗，既挡风，也保光，室内最核心的取暖设施是“火炕”，火炕的设计巧妙地将炉灶与卧榻结合，柴火燃烧的热气通过炕道流入卧室下方，将整座炕面加热，在寒夜里，一家人围坐炕头，或饮食、或酣睡，彼此间的体温也成了抵御严寒的一环。 而在南方，火炕并不常见，人们另辟蹊径，熏笼成为室内常用的取暖器具，熏笼是竹编的笼体，内置小炭盆，点燃后置于被褥之中，能在短时间内提升被窝温度，唐代诗人陆游便在诗中提及“旧熏笼”，可见此物在士人阶层中颇为常用，在更高规格的建筑中，取暖设施已经接近现代地暖系统，汉代未央宫的椒房殿便在墙体中加入花椒泥，花椒不仅驱虫，其在混入泥土后具有一定的隔热保温功能，考古检测显示，这种墙体能在冬季室温中提升三至五摄氏度，更有建筑在地基中铺设陶管，外部点火后热气顺管道传至室内，是最早的热流循环系统雏形。 除了身体与空间的外部保暖，嗅觉也在冬天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燃烧柴火、牛粪、羊粪的味道在乡野村落中随处可闻，牧区由于木材稀缺，晒干的粪便成了最常见的燃料，虽然味道刺鼻，但燃烧时间长，热量稳定，确是极寒之地的实用品，反观贵族阶层，则偏好“银丝炭”或“兽炭”，这类炭燃烧时烟少味淡，适合室内使用，用于手炉或香炉之中，既保暖，又不扰人。 香炉本身也是一种美学器物，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银手炉，内置炭芯，造型如球，可随手滚动，放入被中仍能保持通风与安全，在夜晚寒气最盛之时，这样的炉子便成为最可靠的温暖来源。 饮食亦是抵御寒冷的另一种方式，古人深知“食以御寒”的道理，冬日饮食普遍偏重油脂与辛辣，富人每日有牛羊肉汤进膳，间或饮用花椒浸泡的椒酒，入口灼热，通体发汗，普通百姓虽然无肉可食，但也会在冬季煮姜汤、熬胡辣汤，老姜切片，水煮后加入红糖或食盐，既暖胃，又驱寒，面片汤、稠粥、热饺子等高热量主食成了冬季餐桌的标配，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的饺子实物表明，千年前的北方人已在冬日中借助面食储存热量。 食物的温度不仅暖身，更暖心，在城市贫民聚居区，邻里间常常会集资购买炭火，在一户人家中设“拥炉会”，几家人围炉而坐，一边取暖，一边闲谈，彼此照应，寺庙也常设粥棚，冬季向饥寒交迫者施粥送衣，成为民间重要的互助形式，从汉代的“赐寒衣”制度，到宋代的“施粥棚”，制度与慈善共同撑起了寒冬里的一缕人情暖意。 人类的所有感官几乎都参与了这种抗寒的合奏，甚至连听觉，也在其中成了一种慰藉，寒夜里炭火噼啪作响，火炕下的烟道偶有低鸣，皆成冬夜中最熟悉的背景音，而在最贫苦的街巷，有人以“踏歌”取暖，一群人围圈而舞，脚步踏地，身体活动产生热量，也借此驱走孤独与寒冷。 在某些极寒地区，人与牲畜同宿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敦煌文书中曾记载，孤寡老人与牲畜共卧，用体温相互取暖，这种方式无疑是无奈之举，却也展现出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弹性。 信息来源：《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