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军统电讯处少将处长、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曾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他之前的同事沈醉和老上司康泽重新聚首，形成了令人意外的“同学”关系。
沈醉回忆道，1959年他从重庆被集中到功德林时，董益三已是风头十足的存在。那时，董益三担任小组长，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沈醉送上的整条大前门香烟：“我当时很礼貌地递过去，他却坚决地摇头，我还以为他觉得我拿得太多，别人会向他索要，于是取出一包递给他，没想到他还是拒绝了，推开了我的手。这一意外的举动让我感到非常尴尬，脸上的表情也马上变了。董益三看到后，才拿起我递给他的一包香烟，拆开取出一支，其他的香烟则扔回给我。我心中很不满，二话不说就夹起那条香烟匆匆离开了，心想，真是太不讲情面了。”
董益三不仅对曾经比自己职位高的沈醉不加理睬，甚至还曾经扇过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的耳光。回忆录中，他对于曾经的上司康泽也是毫不留情，尤其是在《襄樊战役康泽被擒记》一文中，他还有些幸灾乐祸地描述康泽的窘境：“康泽右侧身体因火药爆炸受伤，所幸伤势并不严重，因为有钢盔保护了他的头部。他并没有按照自己先前对‘校长’许下的‘誓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而是在1948年7月16日下午6点，被解放军活捉了。”
作为技术型特务的董益三并非心胸宽广的人，但他是戴笠的亲信。为了培养他成为电讯处的接班人，戴笠特意送董益三到美国学习了两年电讯管理，目的是为了取代当时的电讯处处长魏大铭。魏大铭之所以成为戴笠的眼中钉，是因为他曾娶过戴笠曾经使用过的女特务。
正是在美国期间，董益三结识了康泽。当时，老蒋将康泽派往国外，是因为担心康泽与小蒋争权。康泽与董益三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康泽曾是与戴笠、徐恩曾齐名的三大特务头目之一，一度传闻他将会继任蒋中正的职位，但因小蒋与老蒋重新修复了父子关系，康泽被彻底抛弃，既无法再从事特务工作，也无法再插手党务事务，最终沦为名义上指挥第十五“绥靖区”的中将司令官。
然而，当董益三学成归国时，戴笠已死，而毛人凤则将杨振裔提拔上去，董益三则被边缘化。当时正处于“半失业”的董益三收到了康泽的邀请，便加入了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担任第二处少将处长，专职负责情报工作。
康泽虽精通特务工作，但在战场上却毫无经验；而董益三在电讯技术方面的才华，也并未能帮助他在情报收集方面表现出色。康泽的指挥作风粗糙，情报体系也十分混乱，他在襄樊的防守部署不仅缺乏战术深度，还容易被敌军突破。
第十五绥靖区原本是个空壳，虽然名义上由康泽指挥，但实际上力量十分薄弱。除了几个旅级的正规军外，康泽控制的仅仅是三个保安团和一个炮兵连，总数不过两万人，这与其他绥靖区的兵力配置相比，显得尤为寒酸。尽管康泽曾经是蒋中正的亲信，然而在面对敌军的攻击时，他的指挥显得毫无头绪。
董益三回忆道，尽管康泽部署了所谓的防线，但这些防守措施很快就被解放军突破。在敌军的猛烈进攻下，康泽仍然坚信自己的判断，决定将全部兵力集中在南门，却忽略了敌军从西门突破的可能性。结果，敌军轻松地突破了西门，迅速占领了襄樊。
康泽在战术上大打“特种作战”的旗号，试图依靠地雷阵和化学臼炮等“秘密武器”来阻挡敌人。然而，实际上这些武器并未起到预期的作用，反而成了康泽自信过度的体现。
在襄樊战役中，解放军凭借火箭筒和快速的作战配合，轻松突破了防线。董益三回忆称，当时他和康泽都被打懵了，只有副司令郭勋祺凭借丰富的经验，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他站在中层碉楼里避险，因为坑道和碉楼的顶层都存在被炸塌或遭遇炮火的风险。
董益三不忘讽刺康泽的指挥失误，并感慨道：“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跟着郭勋祺躲到碉楼的中层。”这也反映了董益三对康泽军事能力的深深不信任。
从这场战斗中，董益三看到了康泽的无能，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尽管他在情报上努力提供了支持，但最终，解放军凭借更强的火力和战术，迅速击溃了康泽的防线，证明了他们的胜利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