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想让刘伯承担任总参谋长，但是，刘伯承婉拒了，说：“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毛主席向刘伯承元帅伸出了橄榄枝，希望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家出任总参谋长，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掌舵，谁知，面对这个军队的权力中枢，刘伯承却摆了摆手，婉言谢绝了。
而他给出的理由听上去甚至有些自谦得过头：“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我还是去办学校，当个教书先生吧！”
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元帅，放着总参谋长不当，偏要去坐冷板凳、搞教育，这在当时，很多人想不通，这究竟是功成身退的客套，还是一场深思熟虑的布局？
其实，刘伯承的选择一点也不突然，他心里很清楚，解放军虽然打赢了仗，但未来的战争早已不是靠小米加步枪就能解决的。
并且他自己早在1927年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时，就见识过现代化军事教育的厉害，深知一支军队的强大，最终要靠训练有素的头脑，而不是一腔热血。
但反观我们自己的队伍，许多高级指挥员都是在战火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英雄，论英勇，没得说。
可一碰上现代作战理论、多兵种协同，甚至是最基础的作战地图判读，不少人就一头雾水，这种“本领恐慌”，刘伯承看得比谁都真切。
更现实的是，他自己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年近六旬，右眼早已失明，左眼严重近视，总参谋长这个需要事必躬亲、日理万机的岗位，他实在有心无力。
正是基于这份清醒的忧虑，他才给中央写了一封急信，信里的话朴实又恳切：“让我去办学校吧，军队需要的是会打仗的将军，不是坐办公室的官员。”
这封信，直接点破了新中国军队最紧迫的短板：缺人才，尤其是能驾驭现代战争的人才。
当毛主席听了他的想法，深表赞同，当即拍板，1950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紫金山下正式挂牌。
在开学典礼上，刘伯承单膝跪地，双手接过军旗，郑重地亲吻旗角，这一幕，与其说是仪式，不如说是一位老兵对未来的承诺，他向所有人宣告，学院的使命只有一个：为国家准备好能打赢下一场战争的指挥员。
然而，办学之路远比打仗更难，全院上下，专职教员只有12个，一本现成的教材都没有。
但学员倒是个个来头不小，杨得志、宋时轮……这些在战场上呼风唤雨的将军们，进了课堂却常常犯难。
面对这些困难，刘伯承没有退缩，他亲自带头，领着仅有的教员连夜翻译苏联军事著作，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校对，忙到凌晨三四点是家常便饭。
而条件艰苦，他就想土办法，没有坦克模型，就用木块代替；没有机关枪，就用竹竿比划，学员们在沙盘上推演战术，有人私下抱怨这不像军事学院，倒像个手工作坊，可就是这些土办法，硬是把复杂的战术理论讲得通俗易懂，学习效率反而极高。
并且办学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这不仅是危机，更成了最好的实践课堂，刘伯承立刻调整教学，把一批前线指挥员召回学院“充电”，同时把朝鲜战场的真实案例第一时间搬进课堂。
为了让学员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他甚至在校园里建起模拟战场，坦克轰鸣，炮声隆隆，搞得南京市民都以为附近在打仗。
而且刘伯承治学之严，近乎“铁腕”，1951年，学院在安徽临淮关组织实兵演习，偏偏天降大雨，训练部门建议推迟，刘伯承当场就火了：“下雨怕什么，下炮弹也要演习，训练就是打仗，打仗还能挑天气？”
那天，刘伯承拒绝了别人递来的草帽，就站在大雨里亲自指挥，那份军人的执着，比任何说教都更能震撼人心。
在进一步看，刘伯承的眼光还不止于此，1952年，他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建立专业化的军兵种学院体系。
而刘伯承建议军事学院的海军系、空军系独立出去，各自扩建为海军学院和空军学院，让每个兵种都有自己的“黄埔军校”。
到1956年，炮兵、装甲兵、防化兵等一系列专业学院相继成立，一个覆盖陆海空和各技术兵种的现代化军事教育体系，就在他手中逐步成型。
但成果是实实在在的，毛主席视察军事学院时，看到学员们熟练运用无线电指挥坦克协同作战，高兴地肯定了刘伯承的办学成就。
在刘伯承主政的7年里，学院培养了1100多名中高级指挥员，其中走出了5名上将、23名中将、24名少将。
更直接的检验来自战场：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参战指挥员中竟有80%毕业于这所学院。
回过头看，当年那些功勋卓著的元帅们，有的进入权力中枢，有的坐镇一方，唯有刘伯承，选择了一条看似“寂寞”的办学之路，他甘当人梯，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培养了最多的将帅之才。
【信源】中国青年网（南昌起义的首任参谋长 刘伯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