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吴宓，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每个领域只选1人，全国只有16人入选。让吴宓感到欣慰的是，当年的“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和他本人，同时位列其中。 吴宓的学术生涯，就像一本书，翻开每一页都能看到坚持和才华的痕迹。他1894年生于陕西泾阳，家里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重视教育。小时候，他就对中西文化感兴趣，后来考入清华学堂，那可是当时顶尖的学府。在清华，他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也开始接触西方文学。1917年，他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远渡重洋去深造。在哈佛，他专攻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诗歌，还跟陈寅恪、汤用彤成了好友。这三人各有专长，但都对学术有种近乎执拗的热爱，因此被并称为“哈佛三杰”。 回国后，吴宓没选择轻松的路。他先在东南大学教书，后来辗转多地，始终专注于英国文学研究。他的课堂不死板，讲起济慈、雪莱这些诗人的时候，总能让学生听得入迷。他还翻译了不少英文作品，想让中国读者也能感受到西方文学的魅力。不过，那时候国内动荡，教书条件艰苦，工资也低得可怜。吴宓却从没抱怨过，他觉得自己肩上有责任，要把学问传下去。 到了1942年，抗战正激烈，西南联大在昆明艰难支撑。吴宓带着一腔热血加入进来，继续教英国文学。那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搞了个“部聘教授”的评选，算是给战时学术界打一针强心剂。这荣誉不光是给钱多，更是象征着国家对学者的认可。吴宓入选了，陈寅恪和汤用彤也一样。这对他来说，既是意外之喜，也是多年努力的回报。要知道，那时候全国学术资源匮乏，能出头全靠真本事。 吴宓的学问可不是靠运气堆出来的。他研究英国文学时，不光看表面，还会结合中国文化去理解。比如，他觉得济慈的诗跟中国古典诗歌有相通之处，都重情感、重意境。这种中西结合的视角，在当时特别新颖。他的学生回忆，吴宓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鼓励大家多思考、多质疑。他的书桌上永远堆满了书，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着心得，连字迹都透着一股认真劲儿。 当然，吴宓也不是没遇到过挫折。抗战时期，生活条件差到不行，西南联大的教室有时候连窗户都没有。他身体也不好，经常生病，但硬是咬牙坚持上课。有时候，他还得面对学术圈的争论，有人觉得他太注重西方文学，不够“爱国”。吴宓从不跟人吵，他用行动证明，把西方学问引进来，是为了让中国文化更丰富。他跟陈寅恪、汤用彤的友谊也在这些艰难岁月里显得更珍贵，三人互相支持，成了彼此的精神支柱。 “哈佛三杰”这个称号，其实不只是荣誉，更像是一种责任。陈寅恪研究史学，汤用彤钻研哲学，吴宓专注文学，三人各有天地，却都为中国学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吴宓拿到“部聘教授”时，已经48岁了，头发都有些花白，但他还是那个热爱学问的老男孩。他常说，学术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让后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西南联大的日子虽然苦，但吴宓从没后悔过。他觉得自己能在这儿教书，能跟一群年轻人分享知识，就是最大的满足。1942年的那份聘书，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整个学术圈的一种鼓舞。那16个人里，每一个都是顶尖高手，吴宓能名列其中，真的是实至名归。 后来，吴宓继续在教育和研究上默默耕耘。他没写过什么自吹自擂的文章，也没追求过显赫的名声。他的生活很简单，除了教书就是读书，连业余时间都用来整理笔记、写论文。他的学生里，不少人后来成了文学界的骨干，他们提起吴宓，总是满怀敬意，说他是个真学者，没一点架子。 吴宓的故事，其实挺接地气的。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学术明星，而是实实在在靠努力拼出来的普通人。他的成功，靠的是对学问的热爱和对学生的责任感。1942年的“部聘教授”荣誉，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亮点，但绝不是全部。他的坚持和付出，才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东西。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句，吴宓跟陈寅恪、汤用彤的友谊，也让人感慨。那时候不像现在，通讯发达、交通方便，三人能聚在一起，完全是因为对学术的共同追求。抗战期间，他们在西南联大重逢，彼此鼓励，才撑过了那段艰难岁月。这份情谊，比任何荣誉都来得珍贵。 吴宓的学术路，充满了挑战，也充满了意义。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知识的力量。1942年8月的聘书，是对他最好的肯定，也让“哈佛三杰”的名字更加响亮。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好好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