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底，已经向我军投降的日军航空队队长林弥一郎，在和伍修权交谈时，看到伍修权身上佩带着一支十分精致小巧的勃朗宁手枪，很是喜爱。他试探性地问伍修权，能不能把这支枪送给他作纪念？在座的日方人员全被他的要求惊呆了，中国人怎么可能把手枪给刚刚投降的日本人呢？ 1945年9月底，抗日战争的胜利余温尚未散去，东北的局势却复杂而微妙。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关东军的精锐部队纷纷失去方向，其中包括一支由林弥一郎率领的航空队。 这支队伍曾以先进的飞机和严苛的训练闻名，隶属于日本关东军，长期驻扎在东北的战略要地。他们装备精良，飞行技术娴熟，是日本空军的重要力量。然而，战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让这支队伍陷入混乱。 为了躲避苏联红军的追捕，林弥一郎带领300余名部下放弃机场和战机，选择徒步逃亡，试图经由朝鲜返回日本。这是一场充满风险的跋涉，队伍在东北的山林间风餐露宿，物资匮乏，士气低落。 在辽宁凤凰城附近，八路军的包围圈悄然合拢。林弥一郎的航空队被困，无路可退。八路军并未采取武力威慑，而是展开了数日的谈判，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最终，林弥一郎下令部下放下武器，正式向八路军投降。 出乎意料的是，八路军没有没收军官的佩刀，也未使用“缴械”这样的措辞，而是以“交出武器”的温和方式处理投降事宜。这种处理方式让林弥一郎和他的部下感到意外，也为接下来的对话埋下了伏笔。 在奉集堡机场的一间临时会议室里，八路军代表伍修权与林弥一郎展开了首次正式会面。伍修权身着朴素的军装，腰间佩戴着一支勃朗宁手枪。这把手枪小巧精致，枪柄上刻有细致的花纹，与常见的军用武器截然不同。它不仅是伍修权的随身武器，更是他长征路上浴血奋战的见证，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会谈中，伍修权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林弥一郎及其队伍留下，协助八路军创建空军。这一提议让林弥一郎颇为意外。八路军在航空技术方面几乎一片空白，而林弥一郎的队伍拥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和专业知识。这样的请求，既是大胆的尝试，也充满了风险。 林弥一郎在会谈中保持沉默，认真聆听。他的目光不时扫过伍修权腰间的手枪，似乎被其独特的设计吸引。突然，他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请求：希望伍修权将这支勃朗宁手枪送给他作为纪念。这一要求在当时的环境下极为大胆，甚至近乎冒犯。战败的军官向胜利者索要武器，在军人文化中几乎不可想象。在场的日军军官无不露出惊愕的表情，八路军代表也一时陷入沉默。 武器不仅是战斗工具，更是荣誉和身份的象征，特别是在战后敏感的时刻，这样的请求无疑是对双方态度的试探。 伍修权并未表现出任何恼怒。他停顿片刻后，解下腰间的枪套，将勃朗宁手枪递给了林弥一郎。他的动作从容，语气平静，仿佛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林弥一郎接过手枪，仔细端详，动作小心翼翼。这把手枪不仅是一件精美的物件，更承载了伍修权在长征中的艰难岁月，每一道划痕都是战斗的印记。伍修权的举动出乎所有人意料，却也在无形中化解了紧张的气氛。这一刻，双方之间的隔阂似乎被打破，信任的种子悄然种下。 这支勃朗宁手枪的赠予并非简单的物品交换，而是一场无声的交锋。伍修权通过这一举动展现了共产党人的胸怀与智慧。他明白，林弥一郎的请求并非单纯出于对枪的喜爱，而是想借此试探八路军的诚意与底线。在战后的复杂局势中，八路军急需航空技术来巩固新生政权的力量，而林弥一郎的队伍则是不可多得的资源。伍修权的决定不仅化解了林弥一郎的戒备，也为接下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几天后，林弥一郎召集部下开会，传达八路军的政策。他详细讲解了合作的可能性，强调八路军对投降人员的宽厚待遇。在他的动员下，这支航空队逐渐放下敌意，同意加入东北民主联军。 1946年初，以这支队伍为核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空军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林弥一郎担任东北老航校的主任教官，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他们将缴获的单座P-51战斗机改装为双座教练机，解决了训练用机的短缺问题。面对燃料匮乏的困境，他们研发出以酒精替代汽油的技术，确保了飞机的正常起降。 东北老航校的建立为中国空军培养了第一批骨干飞行员。这些学员在林弥一郎的指导下，迅速掌握了飞行技术。其中，王海、张积慧等人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出色，成为中国空军的传奇人物。 林弥一郎的团队不仅提供了技术支持，还传授了宝贵的作战经验。他们的努力为新中国空军的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林弥一郎因其贡献被后人称为“解放军空军之父”，而那支勃朗宁手枪则成为这段历史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