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李讷生娃后写信请求爸爸接济8000元，毛主席看罢来信后，心痛不已，指示张耀祠：“不用批什么条子了，直接给钱，你说说看，该给多少钱？”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72年，井冈山干校，一封手写信被密封交付，在递交给中南海内部信使之前，李讷反复核对了金额和内容。 她在信中请求支援8000元，她没有说明全部细节，只写清楚自己有了孩子，生活极度困难，已无力支撑。 毛主席看到信的时候是深夜，他已经多年未再收到李讷这样直白的求助，李讷一向节制，哪怕在他身边长大，也从不轻易开口。 这封信没有多余措辞，只有清楚的数字和近乎简洁的文字，毛主席看完没有立即作出回应，叫来了张耀祠。 没有任何官样程序，也未让秘书转呈财政，只一句话让他下定决心：“不用批条，给钱就行。”毛主席最终决定拨出8000元，全部从他自己的稿费里支出。 他明白女儿不会轻易提出这样的数字，既然提出，必是走到了极限，钱送到李讷手中后，她只收了3000元现金，剩余的5000元直接存入银行。 她分文未用于非必须开支，仅用于孩子的奶粉、衣物、保姆费用以及她微薄工资无法覆盖的日常生活。 她没有向任何人炫耀这笔钱，也没有将其当作后门，她只是想能再撑一段时间，毛主席一直宠爱李讷，李讷出生在最动荡的延安时期，从小没有离开过他身边。 他没有将她交给保育系统，而是让她伴随左右，工作间歇时，他常亲自教她识字、听她唱歌、陪她玩耍，她的性格、言语、学习，几乎都在他的耳目之中成长。 但毛主席从未因此降低标准，他对李讷要求极为严苛，从她开始上学那天起，他就坚持不允许学校因她的身份给予任何优待。 学习成绩必须通过努力获得，任何懒惰或依赖都不被允许，他不允许她请私教，不允许她享受额外伙食，他说过李讷要靠自己的双脚，才能真正站稳在这个社会上。 毛主席如此要求并非因为冷漠，他清楚这个身份带来的光环容易掩盖真正的能力，他不愿女儿成为体制的附属，他希望她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有能力生活的人。 他不打算给她安排职位，也不打算替她解决未来的方向，他相信如果她不能凭借个人力量走下去，那么任何庇护都是短暂的。 李讷对此从不反驳，她接受父亲所有的要求，从不要求特殊照顾，进入大学后，她刻苦学习，保持低调，不透露家庭背景，毕业后，她主动选择基层岗位，不靠任何人。 转变发生在她被安排下放井冈山，她在那里的干校生活枯燥而重复，身份特殊让她备受排斥，她不参与闲聊，也不靠关系求助，每天按时劳动。 一次晚间分配农活时，她因为劳力不足搬不动稻捆，一位年轻的服务员主动帮她分担，这人名叫徐某，出身普通，性格直率，他并不知道她的身份，两人相识于劳动，熟识于默契。 徐某常在工作间隙带来一份热饭、一块水果，两人渐渐建立了私下联系，感情发展后，李讷知道这段关系会面临困难，她身份太敏感，而徐某背景太普通。 但她并没有回避，向组织报备后亲自给父亲写信，说明情况并请求结婚，毛主席了解徐某情况后没有阻止，只让身边人带去几本书作纪念，李讷便在那个时期，正式与徐某成婚。 婚后，他们没有搬离原单位，也没有领取特殊待遇，一切从简，李讷承担起母亲的职责，她的工资仍是普通职员水平，孩子出生后支出猛增，而丈夫工资更少。 生活拮据加上性格差异，问题开始浮现，情感淡漠后，选择分居，李讷独自带着孩子生活，无人帮忙，她推着婴儿车接送孩子，早晚做饭洗衣，晚上看书整理笔记。 她没有向毛主席报告这场婚姻的破裂，也未回到北京，她不愿让父亲知道自己的失败，更不愿让他看见自己此刻的窘迫，因此，她以身体不适为由，留在原地。 毛主席几次催她回京，她都未应，直到毛主席去世，她才返回北京参加告别仪式，她站在人群中低头默哀，没有特别通道，没有优待。 数年过去，她始终未再婚，许多熟人劝她不要再独自生活，但她一再回绝，她担心再一次走进错误的婚姻，也怕拖累孩子成长，直到1984年，她经由老朋友韩桂馨介绍，认识了王景清。 王景清早年担任过警卫员，婚姻失败后一直独身，两人相识时都已年过四十，他不主动谈过去，也不打听她的历史。 他们从普通朋友开始，每周散步几次，偶尔一同买菜，王景清生活简单，处事周到，李讷慢慢接受了他的靠近。 1985年，两人正式结婚，没有任何形式仪式，只邀请几位熟人吃饭，王景清主动承担家务，把她的儿子当作己出，两人生活虽简，但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