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李鸿章看到母亲露在轿帘外的脚，忙低声让娘把脚往回收收，没想到李母一脚踢开轿帘：“不孝的东西，你爹当年也不敢说这般话，你倒嫌我脚大！” 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那时，把老娘接到天津享福，按说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可老太太有个习惯，每次出门坐轿子，总爱把一双大脚从轿帘缝里伸出来，晃晃悠悠地露在外面。 那时候的女人都以小脚为美，谁家姑娘要是长了双大脚，不光嫁不进好人家，还得被街坊四邻戳脊梁骨。 所以天津街头的老百姓瞧见这双“不合时宜”的大脚，都围着看稀罕，背地里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这些闲话传到李鸿章耳朵里，他脸上实在挂不住，倒不是嫌弃老娘，主要是他在官场混，最讲究个脸面。 各级官员都盯着他呢，要是老娘这双大脚成了全城笑柄，难免有人借题发挥，说他治家无方，于是他就劝老娘，出门的时候把脚收进去，别让人看了笑话。 没成想老太太一听就炸了，骂道：“你爹活着的时候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这双大脚怎么了？没有它，谁给你们兄妹八个挣吃挣喝？谁供你们读书考功名？” 骂完就赌气躺床上，三天水米不进，李鸿章吓坏了，一边是官场体面，一边是生身老娘，这时候哪还顾得上别的？ 赶紧跪在老娘床前，连跪了三天三夜，一个劲儿地赔罪，说自己错了，再也不敢多嘴了，最后还是老太太消了气，才肯吃东西。 传说这缠足的规矩，是南唐后主李煜带起来的，他有个妃子叫窅娘，长得漂亮，舞也跳得好。 李煜专门给她做了个六尺高的金莲台，让她用帛把脚缠成月牙形，穿上素色袜子在台上跳舞，看着跟踩在云朵上似的。 宫里的女人见皇帝喜欢，都跟着学，后来这风气就传到了民间，到了宋朝往后，缠足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女人要是不缠脚，简直就没法做人。 那时候衡量女人美不美，先看脚小不小，所谓“三寸金莲”，就是说脚得小到三寸长才叫标准，还得瘦、尖、弯，透着股柔弱。 为了达到这标准，小女孩从四五岁就得开始遭罪，先把脚泡软了，除了大脚趾，剩下四个小脚趾都得硬生生往脚心掰，用白布条一圈圈缠紧，缠得越紧越好。
更狠的是，为了让脚“定型”，还得往缠脚布里撒明矾，说是能让皮肤收紧。 有的地方给女孩缠脚前，先把活鸡活羊开膛，让孩子把脚伸进热乎乎的血里泡着，说这样缠出来的脚更纤小，这哪是美容，分明是酷刑！ 女孩们白天得忍着疼下地走，美其名曰“酿鞋”，说是能让脚型更顺；晚上还得接着缠，连睡觉都不能松劲。 过几天拆开布条一看，脚都烂了，血肉模糊，布条跟皮肉粘在一起，一撕就是一层皮。 可大人还得说：“不烂不小，越烂越好。”有的为了让脚烂得更快，甚至往缠脚布里塞碎瓦片、瓷碴子，想想都让人浑身发冷。 缠成的小脚，看着畸形，走起来更是费劲，一步三晃，跟踩高跷似的，女人稍微多走几步路，就累得直喘气，脚底板疼得像火烧。 可那时候的人不觉得这是受罪，反倒觉得这样才“得体”，女人就该弱不禁风，就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双小脚正好把她们困在家里，伺候男人、生儿育女。 李鸿章的母亲能有双大脚，因为她是苦出身，家里穷，孩子又多，光儿子就有六个，要是她也缠了脚，别说下地干活、操持家务了，恐怕连自己都养不活。 她这双大脚，是干活干出来的，是为了拉扯大八个孩子硬生生“保”下来的，她不光自己不缠脚，还认准孩子得读书，得有出息。 后来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成了安徽最年轻的翰林，背后全靠老娘这双大脚支撑着家里的一切。 所以当李鸿章劝她藏起脚的时候，她才那么生气，在她看来，这双大脚不是丢人的事儿，是她的资本，是全家的指望。 李鸿章也明白这个理，他知道自己能有今天，全靠老娘含辛茹苦，所以他才会连跪三天赔罪，这一跪，既是认错，也是感恩。 可像李母这样能保住大脚的女人，在当时太少了，大多数女人，不管穷富都得缠脚。 穷人家的姑娘更惨，缠了脚还得下地干活，跪在地里割麦子、拾棉花，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脚肿得像发面馒头。 富人家的女人虽然不用干活，可也成了脚的奴隶，出门得人扶，走路靠轿，一辈子都活在痛苦里。 清朝末年，就有传教士来中国，看着女人缠脚觉得不可思议，在厦门办了“天足会”，呼吁别再缠脚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也站出来呼吁，国家要强大，就得让女人放脚。 可响应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老祖宗的规矩不能破”。 辛亥革命后，男人剪辫子挺痛快，没几年就全剪了，可女人放脚还是难，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了，政务院下了一道令，明确说不许再给女人缠脚，这事儿才算真正有了大变化。 从“三寸金莲”到“脚踏实地”，中国女人走了上千年，才终于能堂堂正正地用自己的脚丈量大地，这哪是一双脚的解放，分明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