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淮安领导面见周恩来，提出家乡有困难，周：来找我开后门吗 “1958年7月25日下午三点半，您是淮安来的王汝祥同志吧？”北京站月台上传来孙岳的招呼声，嘈杂的人流中，这句问话像一声锣，敲在王汝祥心口上。 那年夏天，全国大炼钢铁热得发烫，各地干部揣着申请报告奔北京。王汝祥此行也为钢材。不同的是，他手里还拎着一盒刚起锅的茶馓，心里想着“总理是咱老乡”。这种念头，他自己也觉得别扭，可县里实在拿不出别的好办法。 坐上吉普车，他透过车窗望见灰白色天际线。孙岳随口一句：“西花厅最近忙得脚不沾地，您得等等。”王汝祥点头，心里却嘀咕：等，总比空手回来好。 等的日子里，他被安排参观展览、游故宫。表面热闹，他晚上却常在招待所院子里踱步。中央财政吃紧，全国拼钢，他拿什么说服总理把指标给淮安？ 周恩来与淮安的渊源，用一句老话——骨肉乡情。 童年十二载，驸马巷旧居、文渠划船、婶娘垂泪，这些画面镌在总理心上。但自1910年离家北上后，他再没回过故里。时间拉长了距离，却没稀释感情。 王汝祥之所以被点将，一是懂民生，二是脾气直。抗战岁月他与书记李仲英蹲在同一条战壕里，火线兄弟更信得过。他的调查本子上，贫困户、鳏寡孤独的名字排成串，钢材缺口、农具折旧率写得明明白白。 二十一天后，西花厅门口的夹竹桃刚打苞。值班人员一句“总理回来了”，王汝祥心头一紧。推门而入，屋内陈设朴素得让他愣了下——木桌裂纹，藤椅褪色，一盏台灯罩还有补丁。 “老王，淮安的风今年刮得顺不顺？”周恩来握手时微笑着寒暄，语气轻，却带着观察。 简易晚餐上桌，菠菜、茄子、萝卜汤，外加两个馒头。周恩来夹起一筷茄子问：“软兜长鱼还在大运河沿岸卖吗？”一句家乡话，让空气松动了。 饭后，总理听完王汝祥的汇报，双手交叉放在桌面，突然一句：“你是不是想让我走亲情门？”声音并不重，却像打雷。王汝祥脸刷地红了，支吾：“淮安确有困难，想请中央批一点钢材。” 周恩来摇头：“中央也捉襟见肘。你拿不出全县炼铁的具体配套方案，指标我批给你，就是对别的县不公平。”短短一句，把情面、原则、制度三把锁扣在一起。 第二次会面来得很快。周恩来先把那盒茶馓推回去：“国务院有明文，不准送礼。”王汝祥急得嘴里打结：“这……是老乡心意。”总理笑了：“老乡之间别兴这一套。” 话锋一转，周恩来提到文渠、提到小时候偷船远航，眼眶微红。王汝祥心里酸，脱口而出：“总理，工作再紧也得回家看看。”总理抬眼望向窗外，只说了句“且俟来日”。 沉默几秒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交给江渭清同志。淮安缺的，不全是钢材，更多是规划。省委若同意，你们可在徐州钢铁厂边上订购一部分废钢，再用地方小高炉就地炼。” 这一招并非开后门，而是把地方困难纳入正常渠道。信封薄，却像千斤担子落地。 王汝祥双手接过，心里热得发烫。 临别时，周恩来站在门口，风吹动衣角。他没再提茶馓，也没再提指标，只说：“老王，回去告诉乡亲，日子再难，也不能打私人旗号。规矩立住了，路才能越走越宽。” 十天后，王汝祥带着省委批复返淮。县里最终拿到一批废钢，几座土高炉点火，虽炉温不足，却总算让农具厂有了原料。更重要的是，干部们明白了：靠感情跑部，是死路。 多年后，王汝祥回忆那两次谈话，常用一句大白话：“总理给我上了一课——家乡情可以暖心，不能用来挖制度的墙脚。” 五十年代末的酷暑与炽热炼炉声早已远去，那份原则却一直烫手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