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某特工带回一份烈士名单，领导发现六字情报后震惊众人 “1988年3月，快艇靠岸前十分钟，你一定要把这只铁盒交到北京。”老人递过一个巴掌大的暗绿色箱子，声音干涩却坚定。那一刻谁都没想到，六个字会让多年尘封的往事翻腾而出——刘光典，旅顺人。 距离台湾当局松绑探亲禁令不过数月，第一批两岸往返的名单里，没有这位灰头土脸的客人。他用了假名、假护照与一段足以打动海关的亲情故事才挤上客轮。箱子里夹着薄薄三页纸，整整一百零四个名字，全是曾在宝岛牺牲而无处昭雪的地下党员。老人自称“代号启明”，在台北街头潜伏四十年，此刻，他只求让同袍的真名回到故土。 文件被火速送进中南海。审阅组扫到第三行第七条时，全屋静得能听见钟表走针。那六个字赫然在列：刘光典 旅顺人。按既有档案，刘光典1954年在台湾“脱党叛变”，后被国民党情报部门招安。一夜之间，“叛徒”与“烈士”两种标签扭打在一起，像两条潮水打在同一块礁石，谁也说不准哪边是真的。领导一句话：“再查。”尘封了近四十年的案卷被一页页翻开。 1922年，刘光典出生在旅顺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家里穷，但孩子皮实，十二三岁就帮父亲抬枕木、搬钢轨。父亲病逝后，他靠夜校磨出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半吊子日语。抗战爆发，伪警察署高薪招人，刘光典去了——不是为了当汉奸，而是想混口饭先活下来。可当他看到同僚替日军绑走少女、抄家掠物时，忍无可忍，扔了警徽回老家摆药材摊。“我不当狗。”他对妻子王素莲说，这句话在孩子们心里刻了很久。 1946年的一个雪夜，他在大连港栈桥遇见了洪国式——中共东北情报线的“联系人”。洪一句话试探：“兄弟，想不想干票大的？”刘光典没立刻点头，他环顾四周，只抛下一句“给我一个能对得起孩子的理由。”洪把一张皱巴巴的入党申请表塞进他怀里。刘光典签了名，也签下未来的生死。 两年间，他用医药商人身份穿梭关内关外，偷走国民党部队调防电报、暗记机场起降时间。辽沈战役前夕，他冒雨潜入抚顺兵站，嗅到汽油味后判断敌军要烧毁仓库，第一时间发电：敌意撤离，油料即焚。前线指挥所因此提前部署，保住了十几车皮的补给。胜负，有时就差这几小时。 1949年5月，大部队过江，情报战却移到海峡。刘光典随船化名“柳广田”，登陆基隆。洪国式留在台北，两人用“医生—病人”模式联络：洪写错别字的诊断书，刘配“药”时夹带密码本。三年里，他们上交的情报超过三十万字，其中包括“宁静行动”——蒋介石试图空投特工潜入大陆的详细计划。 1950年底，风声忽紧。原因是一位核心电台报务员蔡孝乾叛变。台北保密局同时锁定了洪国式。洪被捕前一句嘱托：“别回头。”刘光典当晚躲进阿里山支脉，他与另一名被追捕的电讯员王耀东在竹林里凿洞，烟火气全无。枯藤老树、冷雾浓露，两个人靠嚼生姜、吃野蜂蜜熬过四年，“像石头一样活着”，刘后来在给组织的暗语信里写：“石头不翻面，就晒不到太阳。” 1954年春，密洞暴露。抓捕队封山，刘光典负伤被擒。蒋介石想要的不止一个人，更想要一张“共产党坐地成王后亦有变节者”的宣传海报。于是审讯室灯火整夜不熄。血迹、威逼、糖衣，都没换来一句妥协。1959年7月，代号“北极星”的死刑令生效。枪声之前，看守记录他最后的话：“为中国，死得起。”仅37岁。 随即，一台照相机、一份伪造声明，把刘光典“投诚自新”的假象推上报纸头条。岛内民众半信半疑，大陆此刻信息被隔绝，真相更被岁月掩埋。那一年，王素莲在旅顺打零工，忽然收到了“叛徒妻子”的匿名信，她抱着幼子哭到天亮。第二年，她积劳成疾，再也没撑住。三个孩子此后在标签与指指点点中长大，最小的女儿上高中还被拒绝入团，只因“成分有问题”。 然而，一切都没有停在悲剧。1979年，对台统战部门在审读旧案时注意到王耀东遗留的密码表，可惜缺失关键页。直到1988年，老人“启明”送来的名单，把缺口补上。侦察小组飞赴旅顺、哈尔滨、台北三地交叉取证：通信频率、地下联络点、监狱档案，层层对照。十个月后，刘光典生前最后一封情报电码被破译——内容无关军事，只有一句“请安排同志撤离山脉北坡”。那是他在被捕前几小时发出的求援提示，证实他至死未变节。 1990年春，中央机要部门正式为刘光典摘掉“叛徒”二字，改列为牺牲党员。旅顺港边，海风又腥又冷，儿子刘海生捧着父亲的生平鉴定书，竟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只把母亲生前攒下的黑白照片贴在碑座下。照片里的人站得笔直，像一棵不弯的树。 2008年清明前夕，民政部追授刘光典“革命烈士”称号，并为当年被污蔑的十余名同志平反。颁证仪式极简，仅用了二十分钟。有人问刘海生还想说什么，他摇摇头：“没别的事，只想让爸回家。”那天傍晚，他拎着花束路过老火车站，站台上汽笛长鸣，他突然停下，仿佛又听到父亲年轻时的脚步，从远处踩着铁轨枕木，一声一声，闷而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