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8岁的吴信泉看上了16岁的俞惠如，李雪三：我去找她谈谈 【1945年8月13日夜】“李主任，小俞的眼神不一样。”吴信泉脱下帽子，轻轻拍了拍上面的尘土，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笃定。 灯光下，这位出身江西农家、枪林弹雨里打出一身伤痕的三师二旅政委，脸上少见地露出几分少年般的局促。李雪三愣了两秒，随后笑道：“老吴，你是真动了心？成，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一句话，把办公室里那股硝烟味冲淡了不少。 要追溯这个念头，还得把时间拨回到五年前。1940年春天，苏北运河上冷风直刮，吴信泉率部东渡，准备在盐阜一带另起炉灶。一次转场途中，他在板桥镇遇见个拿着喇叭给群众读《抗敌歌》的小姑娘。姑娘嗓音亮，脸蛋黑红，一头短发被风吹得乱糟糟，却自顾自站在麦秆垛上指挥大伙合唱。吴信泉就那样站在河边，看了足足一刻钟——他那年二十八，对方不过十六。战事迫紧，他没来得及问姓名，只记住了那双闪着光的眼睛。 忙完建根据地、清缴顽匪、修织游击交通线，他常在营地里想起那双眼。可部队一天一个地方，全程没有回头路，他只能把念想压进背囊。谁也没料到，几道命令、一场调防，1945年夏天他进驻泗县魏营区，居然与那姑娘再次相逢——这回姑娘已是二旅宣传队的小队长俞惠如。 俞惠如出身盐阜渔村，自幼唱小曲儿换杂粮。十二岁随救亡队跑前线，识字不多，却能把保留下来的新闻稿改得声情并茂。她说自己“上过最好的大学——老百姓的饭桌”，从饿肚子到端马枪，全靠一口气撑着。因表现突出，金明批准她转入二旅，很快就成了宣传队里的骨干。吴信泉在各营走访，时常到排练场旁听，看她带队排戏，眼神里的光比五年前还亮。 抗战将败未败，兵荒马乱中谈婚姻并不浪漫。吴信泉知自己三十而立，再上前线，子弹不长眼，不想留遗憾。他翻看作战地图，边圈标记边告诉李雪三：“等这仗打完，部队还得北上。我要是再不开口，可能就没机会了。”李雪三拍拍他肩：“放心，我去找她谈谈。” 第二天下午，宣传队忙着排练《农村曲》。李雪三带着水壶走进院子，直截了当：“小俞，老吴想跟你结伴。”俞惠如怔住，手里的锄头道具差点掉地。她听过吴信泉的名字，也知道他长征时两次负伤、在“张兰事件”里收拾残局、盐阜反‘扫荡’时连夜硬拔据点。敬佩归敬佩，婚事却是另一回事。 晚上，她拿着破木梳坐在油灯下琢磨。十六岁遇见他，如今二十一，打日本人、办农会、演话剧，日子仿佛才刚起步。可她也明白，战争里等不到“适婚年龄”这四个字。那一晚她几乎没睡，脑袋里翻来覆去是李雪三临走时那句：“老吴说，你若不同意，他也不勉强。” 第二天操场晨练，吴信泉像往常一样带兵做徒手操。做完，他掏出口琴，吹了段《在太行山上》。俞惠如远远看着：那个在重机枪阵地前不眨眼的旅政委，也会给宣传队配乐，还会在演出结束后帮战士把折断的布景木杆钉好。那一刻，她忽然想到五年前那道目光，心里“咯噔”一下——不是害怕，而是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可靠。 半个月后，魏营区的操场上架起两根竹竿，一条红布斜挂其间。没有太多礼节，更没时间做新衣，李雪三喊了一声“开始”，战友们吹起口哨鼓掌，吴信泉和俞惠如在红布下并肩站定。简简单单，却比兵书里任何铿锵誓词都要扎实。 婚后第三天，命令下达：三旅北上东北。行军当晚大雨瓢泼，吴信泉裹着雨衣照样快步走在前头，回头看见俞惠如一步没落。雨水顺着她的军帽往下滴，她冲他咧嘴：“我可是编制内战士，别想把我撇在后边。”吴信泉没说话，只把自己那件半新的披风递了过去。 接下来的两年，怀德、昌图、大黑林子、冬季攻势……吴信泉从旅长到二纵副司令，忙着端敌碉堡、抢通铁路，俞惠如则随纵队文工队跑遍满西，演《夫妻识字》《救亡图存》；有时行军五十里，演出二十分钟，收拾舞台再赶夜路。两个人很少真正在一块，可每隔一阵子，总有人给俞惠如带来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小纸片，上面几行字：部队平安，注意休息，口琴常练——落款永远是“信泉”。 东北战局定下后，吴信泉调回关内，随后又被点名率三十九军入朝。临行前夜，夫妻俩没说大话，俞惠如只把自己的口琴塞进他挎包，“带着，它能提醒你准点吃饭。”次日拂晓，部队出关，号手一声长音，队伍便被雪雾吞没。 后来云山一战，三十九军拔掉了美国第一骑兵师的金字招牌；再后来，他在上甘岭阵地上指挥反击，腰部旧伤复发却死扛不下火线。“打完这一阵再换药。”护士回忆起他的口吻，像极了当年在淮盐根据地里批评错字时的冷静。 1992年春，北京总医院里，八十岁的吴信泉安静地闭上眼。俞惠如坐在床边，给他理发、擦脸，最后抹平他眉间那道旧伤口，小声唱起年轻时常哼的那段曲子：“信泉，我们是一条心……”唱到一半，她自己鼻音已发涩，却仍保持正调，因为她记得他最怕别人跑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