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马寅初没有提出人口论，没有实施计划生育，如今我国会怎样？ “1963年盛夏的夜里，北京大学老图书馆外灯光昏黄——‘马校长，这账我翻了三遍，如果人口按目前势头往上冲，三十年后可就真吃不消了吧？’”那名年轻助教的话音刚落，就被夜色吞没。马寅初只是摆摆手，低声回了句：“数字不会说谎，问题在于我们信不信。”那一年，他已不再是校长，却仍在琢磨人口曲线与粮食曲线的交叉点。假设当时他的那套公式没有被搬上会议桌，中国的今天会是什么画面？很多朋友喜欢用一句“历史没有如果”来打住话头，可对人口这件事，多算一次并不吃亏。 先看基数。1949 年，中华大地约有5.4 亿人；如果继续沿着传统“多子多福”的惯性，按照当时接近 3.5 的总和生育率往前推，1970 年人口就可能触碰 9 亿大关。这并不是危言耸听——邻国印度在同一阶段的增长曲线就能提供参照。再把目光放到耕地，人均耕地面积原本就不足四亩，人口翻番后只剩两亩出头，人均粮食产量极有可能跌回三十年代的水平。一边是吃饭，一边是工业化要钢要煤要电，二者一挤，钢轨搁哪儿还真是个难题。 不少朋友可能会说，市场经济自身有调节功能，生得多不代表就一定会饿肚子。话虽不错，但在七十年代初，中国的轻工业仍停留在“布票肥皂票”的时代，城市化率刚破 20%，哪来那么多岗位接纳每年两千万的新增劳动力？如果劳动力汹涌而来却没有机器可上、车间可进，结局只有两条：第一条，隐藏失业，统称“靠地吃地”；第二条，更直接——向外迁移。想想当年东南沿海偷渡出国的浪潮，如果全国性的就业缺口进一步扩大，这股流水线上的劳动力会不会更早、更大规模地奔赴海外？八十年代初广东、福建沿海渔船的引擎声，大概率要提前十年响彻夜幕。 再看城市。没有计划生育，六七十年代的城市常住人口会快速膨胀，城市住房与基础设施无论如何追都追不上。按当时投资强度测算，水、电、燃气的扩容速度顶多支撑年均 2％ 的人口增长，而不是 3％ 甚至更高。挤在筒子楼里的三代同堂，本来是一种过渡状态，可若人口压力迟迟不减，过渡就会变成常态。人们对居住品质的不满叠加对消费品短缺的焦虑，社会情绪难免发酵。别忘了，七十年代末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离不开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如果那时城市频现“米袋子”“菜篮子”危机，决策层会不会有足够底气把重心从“保供给”转到“抓效率”？这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有人会把目光放到教育，“孩子多，人才多，创新不就多了吗？”理论上说得通，落到当年条件就犯难了。1975 年之前，全国每年高校招生不到 30 万人，如果考生多出一倍，可供应的教室、实验室并不会自动翻倍。大量青少年留在乡村，中等教育跟不上，高等教育更是“僧多粥少”，结果就是整体受教育年限提升缓慢。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制造业升级恐怕要再等几年，产业链也未必能顺利向上攀爬。试想，一台 286 电脑出厂价刚压到可接受区间，结果工人技能跟不上，返修率蹿到 20％，谁还敢放心把订单往中国丢？ 当然，也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人口。如果没有计划生育，随着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推进，生育率仍会自然下行，这是全世界普遍趋势。可问题在于“下得慢”，峰值会更高，压力持续时间会更长。更高的人口峰值不仅意味着更多口粮，更意味着养老金缺口要更早暴露。一个简单的算式：若 2035 年人口达到 18 亿，而 65 岁以上老年人占 13%，老年人口就是 2.3 亿；而与之对应的依赖抚养比将远超当前。年轻人肩上的养老包袱提前加码，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下降，经济增速下滑恐怕无法避免。 环境代价同样显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水泥、钢铁、化肥、农药产量节节攀升，即便在计划生育背景下，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已经拉响警报。如果人口继续快速增长，用水需求更大，南水北调或许不得不提前动工，整个工程体系再加一层急就章色彩。能源方面亦然，煤炭占到一次能源消费的七成左右，多一个亿人口就多消费若干亿吨标准煤，酸雨带和雾霾带的扩散速度只能用“飞奔”形容。彼时中国刚起步的环保机制，面对这种体量，几乎难以招架。 那么，也有人问：没有计划生育，我们会不会像印度一样拥有更澎湃的“人口红利”？答案并非完全否定，关键在“红利”能否转化为“能力”。如果工业与服务业无法提供足够岗位，教育与培训不到位，大量适龄劳动力可能沦为廉价体力，红利就会被稀释成低工资、低储蓄、低消费的恶性循环。此消彼长，孕育高端制造业和科技研发的土壤反而变薄。用一句更通俗的话来说：人再多，芯片厂里也只能站得下那么多工艺工程师。 放到国际博弈的大棋盘上，更庞大却就业不足的人口，有时还是一把双刃剑。谈判桌上，市场规模是一张好牌；可如果内部供需矛盾尖锐，竞争对手只需轻轻一捅，社会矛盾就会外溢。对于想冲击全球产业链高端的中国而言，外部压力与内部掣肘若同时发酵，腾挪空间随即变窄。
我就是我
哈哈，只是看到眼前，而没有想到进步，井底之蛙妄议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