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抗联女英雄田仲樵被日本人抓到，由于承受不住敌人的酷刑，她选择了投诚，并且说道：“太君，不要打我了，我说，”谁料，她仅用一句话竟让日军后悔不已。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田仲樵1907年出生在黑龙江穆棱县的一个爱国家庭，她的父亲田秀山曾是富商，九一八事变后毅然放弃生意，将家宅改为地下交通站，从小耳濡目染的她，年纪轻轻便投身革命，1932年由李范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个头不高，声音也不大，但却有着超出常人的胆识与韧性，因为身形瘦小、相貌普通，她经常乔装成各种身份穿行于敌占区，从贵妇到村妇，从乞丐到商贩，身份百变、行踪莫测，被抗联内部称为“百变丽人”。 她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一条从穆棱通往苏联的秘密交通线，这条线路不仅是运送物资、情报的通道，更曾安全护送过杨松、李范五等十余名中共高级干部，是抗联对外联系的生命线，为了保障这条通道的安全运行，她数年间无数次深入敌后，顶着日军的封锁与特务的追捕，来回穿梭于风雪严寒之间，几度濒临生死边缘。 然而，斗争从来不只是与敌人的刀光剑影，最锋利的伤口，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田仲樵的丈夫荀玉坤，原是她亲自引荐入党的同志，两人并肩作战多年，曾共度枪林弹雨，然而，在她第二次被捕之后，一切都变了，那天，在牡丹江的监狱中，她被拖入审讯室，日军特务用尽酷刑试图撬开她的嘴，但她始终咬紧牙关，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沿街讨饭的穷苦人，当她筋疲力尽、半昏半醒地被泼水唤醒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审讯室门口——荀玉坤，衣着整洁，神情谄媚，他站在日军身后，亲口指认了她的真实身份。 这一次的背叛，几乎摧毁了田仲樵的意志，她并未在酷刑下屈服，却在亲人的出卖中吐血昏厥，但她没有沉溺于痛苦，而是迅速清醒了过来，她明白，荀玉坤掌握着大量组织机密，若不设法将其排除，势必会带来更大的危机，她没有暴怒，没有哭泣，而是选择了最冷静、最致命的方式进行反击。 在监狱后院的洗衣房里，她被安排清洗日军士兵的衣物，一次偶然，她在一条裤子上认出了自己亲手缝制的菱形补丁，那是荀玉坤的旧物，她知道这是机会，她撕下一小片纸，用几乎看不清的字迹写下一个早已废弃的联络点：“桦树林西，界石旁”，然后将纸片塞进裤子的夹层，在晾晒时把它混入其他衣物中，日军一向谨慎，果然在检查时发现了纸条，他们震怒之下，重新审讯荀玉坤，认为他是假意投诚的双面间谍，荀玉坤在酷刑下再次崩溃，最终精神失常，不久后死于牢中。 田仲樵的这一计虽险，却成功化解了更大的组织危机，日军对荀玉坤的怀疑，反过来也削弱了他们对田仲樵的关注，她从“重点审讯对象”降为“普通嫌疑人”，被转入一般牢房，即便如此，她的苦难并未结束，在狱中，她忍受饥饿与病痛的煎熬，依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她常常装疯卖傻，或故意激怒看守，以此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她知道，只要不说出任何一句真话，就还有机会活下去、回到组织。 1941年，东北抗联再次遭受重大打击，田仲樵在一次接头行动中第三次被捕，这一次，她遭遇了更为残酷的酷刑，日军将她从楼上推下，导致骨折瘫痪，还强迫她穿着和服在街头游行，意图羞辱其身份，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向她唾骂扔石，而她只能咬牙忍受，继续伪装疯癫，她被关押整整四年，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被地下党营救出狱，那年她已38岁，身体极度虚弱，体重不足七十斤，腿脚也因伤残再难行走。 尽管如此，她没有选择休养或退隐，而是第一时间投入到寻找失散抗联部队的工作中，她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和对战友的牵挂，在五常山区找到了抗联第十军遗留下的200多名战士，这些人自断联络后，仍在深山中坚持战斗，甚至不知战争已经结束，田仲樵亲自组织将他们护送下山，并交接给抗联总司令李兆麟，这一行动不仅保存了宝贵的军事力量，也成为抗联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收编。 新中国成立后，田仲樵被安排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工作，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教育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抗战的艰难与牺牲，她没有子女，却收养了十几个烈士遗孤，用微薄的工资将他们抚养成人，这些孩子后来大多成才，为社会所用，她从不居功自傲，也极少提及自己的传奇过往，直到晚年，有人前来采访拍摄，她才淡淡地说道：“还有人记得我们呐，”2005年春天，田仲樵在哈尔滨安然辞世，享年9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