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老山战场上，20岁小战士身受重伤，为保住阵地，他独自坚守战位11个小时，在敌军即将攻上哨位时，他利用报话机高呼：“向我开炮！” 1985年7月19日，边境的无名高地上，太阳刚露头，敌军的炮弹就铺天盖地砸过来，碎石子混着滚烫的气浪往脖子里钻。 韦昌进缩在6号哨位的猫耳洞里，这是全排最关键的位置，丢了它，敌人就能顺着山沟撕开我军的防线。 那时候六连还没什么名气，在团里就是个“小字辈”，上战场前，领导本来没打算把他们放在一线，可全连战士不答应。 训练场上，大家比着劲儿地练匍匐、练瞄准，晚上就着煤油灯写请战书，最后全连三十多号人咬破手指，在红布上摁满血手印，上面就八个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韦昌进把这八个字抄在日记本上，申请守最险的6号哨位时，他跟连长说：“我爷爷讲，共产党给了咱们好日子，现在该咱们拼命了。” 敌军上来的架势真吓人，两个营带着一个连，黑压压的一片往山上涌，机枪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炮弹炸起的土块把人埋了半截。 韦昌进眯着眼数，一次、两次……敌人像疯了似的往上冲，突然一阵剧痛，他感觉左脸像是被烙铁烫了一下，伸手一摸，黏糊糊的，居然是自己的眼球掉出来了。 他咬着牙把眼球塞回眼眶，用急救包往头上一缠，血顺着下巴滴在报话机上。 这时候身边的苗挺龙倒下了，胸口一个血窟窿；旁边的战友想爬过去拖他，刚探身就被打中了肩膀。 哨位上能喘气的越来越少，韦昌进捂着右胸的伤口，感觉力气正从身体里往外跑，他抓起报话机，对着麦克风喊：“向我开炮！为了祖国，向我开炮！” 声音嘶哑得不像他自己，他知道炮兵需要坐标，现在自己就是最好的坐标，只要能把敌人打下去，炸到自己也值。 炮群呼啸而来的时候，他趴在地上数着炸点，一轮齐射，前沿的敌人倒下一片；又一轮，后续的进攻梯队被拦在半山腰。 他就这么喊一阵，歇一阵，直到第八次反扑被打下去，阵地上总算安静了些，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裤腿都被血浸透了，浑身能动的地方没几处，意识像被水浸泡的纸，慢慢沉下去。 后来听战友说，是几个幸存的战友轮流把他背下来的，20多公里的山路，全是石头子，背着他的战士换了一个又一个，每个人的军装都被他的血染红了。 团领导在电话里吼：“就是抬，也要把韦昌进抬到医院！”从团救护所到师医院，再转到军医院，他像在梦里飘了好久，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天花板上的输液瓶。 同病房的战友递过来一张纸，是连队党支部的批复，同意他入党，韦昌进这才想起，昏迷前他拉着排长的手说：“要是我不行了，就追我当党员吧。” 没想到支部当天就研究了，还把批复加急送到了医院，他让战友扶着坐起来，用没受伤的右手在入党志愿书上签字，笔尖抖得厉害，每个笔画都像刻在石头上。 养伤的时候，几个幸存的战友来看他，有人提议：“咱们把7月19日当成共同的生日吧，那天咱们都是从阎王爷手里逃回来的。” 韦昌进点点头，他还有个藏在心里的生日，爷爷说他刚出生时，母亲难产，公社医院治不了，是镇江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冒着零下好几度的严寒，背着保温箱跑了几十里路赶来。 他在保温箱里待了七天，医生说再晚一步就没救了。“党给了你两次命，”爷爷总跟他讲，“这辈子都得记着。” 后来他去北京领奖，站在人民大会堂里，胸前的一等功奖章沉甸甸的，可他总想起6号哨位上那些永远不会说话的战友。 吴东梅牺牲时才19岁，口袋里还揣着给家里写了一半的信；张泽群是机枪手，最后时刻抱着机枪滚向敌人，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 “我凭什么活着戴奖章？”他在日记里写，“这些荣誉是替牺牲的战友领的，往后得活出两个人的分量。” 从那以后，“坚守”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当排长时，他带的兵军事考核全团第一；做政委时，他跑遍了辖区所有哨所，给战士们讲6号哨位的故事。 现在他左眼装了义眼，看东西得偏着头，但只要说起当年的事，眼神亮得吓人。 四十多年过去了，6号哨位上的弹坑早被雨水冲平，长出了青草，但韦昌进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冲不掉。 就像爷爷说的那份恩情，就像战友们用命换来的安宁，就像刻在骨子里的那句“向我开炮”，这些东西，比军功章更重，比生命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