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妈妈临终呼喊石三伢子，毛泽东倚棺痛哭，写下生平最长的诗歌 “润之，你上京求学，可别忘了家里还有个娘。”——1919年初夏，韶山冲窄窄的田埂上，母亲文七妹握着长子的手一再叮咛。彼时的毛泽东已是二十五岁，在长沙参与新民学会，又准备北上闯天下。 离家那天，他背着小小行囊，嘴里咬着一根麦秆，自嘲“北漂”。走到村口回头，母亲的身影被晨雾吞没，只剩粗布衣袖在风里飘。谁料这一别竟成永诀。 北京的日子清苦。白天，他在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晚上挤在灰暗的西四小客栈抄写资料。八块钱月薪不够吃饭，他常把半张馒头蘸开水当晚餐。可每逢深夜，耳边总会响起母亲的那句嘱托，暖上一会儿心。 3月初，他忽接家书——母亲旧病复发。字迹凌乱，却分明写着“速归”二字。毛泽东攥着信，奔出琉璃厂的邮局，沿着长安街一路狂跑，边跑边想：火车票不够怎么办？结果，他把身上仅有的两元大洋全买了站票，整夜站到长沙。 长沙未停歇，他又雇船逆湘江而上。进家门的那一刻，屋里只剩冷冷灵堂。弟弟毛泽民低声道：“娘最后一声喊的就是‘石三伢子’。”这句话像铁钉钉进胸口，毛泽东猛地跪倒在棺前，恍若那个乳名仍在耳畔。 接下来的七夜，他没合眼。夜半，他把父亲留下的油灯拉到棺旁，摊开纸笔，一行行写下《祭母文》八百余字。墨水见底，他干脆掺了清水继续写。写罢，烛火已成豆大一点，他的眼也通红如豆。 《祭母文》读来质朴，却句句沉重——“呜呼吾母，遽然而死”“爱力所及，原本真诚”，把慈爱与遗憾揉在一起。有人说，这是毛泽东一生最长，也最柔软的文字。 守灵完毕，他帮父亲料理后事，又把兄弟照应好。临走，他带走了两样东西：一张与母亲最后的合影，一包母亲生前缝给他的布鞋。同行乡邻悄声问：“将来还回不回？”毛泽东挥了挥手：“学不成名誓不还。” 其实，母亲对他的影响从襁褓就开始。文七妹在观音庙前许愿，把第三个孩子认作庙旁巨石当“干娘”，于是小名石三伢子。她见不得乞丐挨饿，总把家里刚蒸好的红薯塞给陌生人；毛贻昌却主张勤俭，两口子常为此争执。这种反差，让少年润之早早学会体谅穷人，也懂得与权威较劲。 第一次进私塾，老师要跪拜“天地君亲师”。毛泽东皱眉问：“君是谁？”全班吓得大气不敢出。老师尴尬解释，父亲回家狠狠责骂。可孩子心里那粒“为何”的种子已经发芽。 随后几年，他换过几所私塾。关公桥那位“恶先生”毛咏生，扬言谁不守规矩就掌嘴。结果遇上“刨根问底”的石三伢子，被问得词穷，最后苦笑着对毛贻昌说：“这娃我教不了。” 母亲却从不嫌儿子“顶撞”。她说：“会问才会学。”有一次，她为儿子缝衣服，顺口念叨：“人不能只盯着自家那点地。”毛泽东记了一辈子。后来他在延安对斯诺回忆：“母亲教我最大的，是心里装别人。” 时间快进到1959年6月25日。新中国即将迎来十周年庆典，六十五岁的毛泽东回到韶山。走下吉普车，他独自踱到当年放牛的土坡，脚下一片蓼草，耳边是蝉声，然而记忆里母亲的呼唤最烈。 第二天清晨，他捧着一束野菊，拨开墓前荒草，长跪良久，只说了八个字：“前人辛苦，后人幸福。”随行卫士记得，他起身时裤腿全湿，分不清是草露还是泪水。 回祠堂时，他盯着墙上母亲的旧照许久。不经意冒出一句：“那会儿父亲得伤寒，如果搁现在，打一针就好了。”说罢沉默，把烟头按进铜烟灰缸，手指微颤。 在韶山的短短几日，他写下《七律·到韶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字字铿锵，也暗含对母亲所倡“博爱”的回应——牺牲不是目的，换来众人过上好日子才是。 不得不说，毛泽东的铁血豪情与柔软温情并存，源头大半来自那位乡村妇人的耳提面命。有人把《祭母文》与《到韶山》并读，前者写尽儿子心碎，后者写尽领袖豪迈，却都离不开“人”字——先做人，再做事。 1966年，他最后一次踏上韶山。日落时分，他默默走进祠堂，久久伫立，无言。亲随想上前扶，被他轻摆手拒绝。后来那名卫士说，主席那几分钟像回到了石三伢子的时候，肩膀不再宽阔，只剩对母亲的依恋。 没再回来，也无需再回来。从“石三伢子”到“人民领袖”，叱咤风云与潸然泪下不过一瞬。那篇八百字的《祭母文》，是他留给母亲最深的告白，也是他日后胸怀天下的情感底色——懂得痛，方能懂得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