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傅作义几次请求毛主席释放陈长捷，也几次去功德林探望他，然而陈长捷每次见了傅作义都是怒目而视，“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初，天津城破，陈长捷被俘，傅作义和平起义的消息随后传来，从那一刻起，陈长捷便认定自己上了当，在他心里，这不仅是一场军事失败，更是一段长久信任的崩塌，从保定军校同窗，到并肩作战的上下级，再到天各一方的战犯与部长，他们之间的关系，因这场战役彻底改变。 陈长捷原是傅作义一手提拔上来的，1947年底，傅作义力荐他出任天津警备司令，那时的天津，是华北防线的重镇，战略地位极高，陈长捷接任后，投入极大精力整顿防御工事，调兵遣将，誓要守住这座城市，他的努力得到认可，连蒋介石视察后都大加赞赏，称若各地守将皆如陈长捷，局势未必不可挽回，从战术部署到士兵训练，他事事亲力亲为，城防体系也日趋完善，天津，在当时看来，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然而，战局的发展远比预料迅猛，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完成对天津的合围，胜势如潮，他们试图通过劝降信促成和平解放，但遭到陈长捷拒绝，他曾坚定表示，军人不能轻易放下武器，他始终认为，守土是职责，投降是耻辱，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傅作义身上，希望能得到明确的战略支持。 陈长捷多次向傅作义通报天津局势，希望得到具体指示，傅作义的回复始终没有实质内容，只是模糊地表示“坚守便有办法”，在陈长捷看来，这是承诺，是有后援的信号，可他并不知道，傅作义此时正秘密与中共谈判北平的和平起义事宜，因为谈判尚未公开，傅作义无法也不敢提前透露实情，他担心一旦走漏风声，北平的和平方案便会前功尽弃，也因此，他对陈长捷的回信没有正面回应，更没有明确下令其撤退或投降。 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发动总攻，炮火倾城，持续近三十小时，陈长捷躲在地下指挥部中，调度兵力，试图稳住阵脚，然而面对数倍于己的兵力和密集炮火，天津防线很快失守，指挥部被攻破，陈长捷被俘，他没有想到，自己拼尽全力守城的同时，傅作义已经准备将北平无条件交出，几天后，和平起义的消息传来，他愈发觉得自己成了牺牲品。 从那以后，陈长捷被关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改造生活，每日学习、写思想汇报、下地劳动，生活枯燥但不松懈，他原本是个文质彬彬的将军，战时英勇，作风正派，被称为抗战常胜将军，可在功德林，他只是一名需要接受改造的战犯，身处高墙之内，他常常陷入对往事的反思，而其中最让他耿耿于怀的，始终是天津一战，以及傅作义在关键时刻的沉默。 相比之下，傅作义的处境要好得多，北平和平起义后，他在新政府中担任水利部长，频繁出席会议，规划治理河流项目，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一员，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老部下，在得知陈长捷的近况后，他曾多次向中央请求宽大处理，甚至在政协会议上，用“恳求”这样的词语表达希望特赦表现良好的战犯，他的言辞恳切，态度真诚，而这一切，陈长捷并不知情。 傅作义也曾亲自去功德林探望陈长捷，每次去，他都带着点心和水果，想缓和紧张的气氛，但陈长捷总是冷眼相待，有时甚至故意转过身不与他交谈，他的沉默中透着愤怒，他无法释怀，也不愿接受解释，在他看来，傅作义的成功，是用天津守军的失败换来的，他失去了军衔、尊严，甚至自由，而傅作义却成了和平名将，这种强烈的落差让他难以接受。 在功德林的生活并非全无变化，随着时间推移，改造的氛围逐渐深入，陈长捷开始读书学习，接触到了《资本论》等理论书籍，虽然起初吃力，但他并未退缩，他和其他战犯一起参与农场劳动，哪怕年纪大了，体力不济，也坚持完成任务，有一次，他和杜聿明被编在一组，一起抬粪下地，因步伐不齐而引人发笑，昔日统军上万的将军，如今在田间劳作，场面虽有戏剧感，却也道尽了时代的变迁。 1956年，傅作义再次上书中央，表达对陈长捷等人的关注，中央也开始逐步考虑对战犯的处理政策，终于到了1959年，特赦名单公布，陈长捷位列其中，在功德林待了整整十年，他终于获得自由，出狱那天，傅作义在北京鸿宾楼设宴接风，陈长捷虽姗姗来迟，态度依旧冷淡，但终究还是赴了约。 宴席上，傅作义详细讲述了当年北平和平谈判的全过程，他解释为何无法事先通知陈长捷，坦言自己也曾备受煎熬，这些话，陈长捷听在心里，脸上的神情逐渐缓和，他没有回应太多，也未再责怪，只是沉默良久，最终伸手与傅作义握了一下，这一握，既是对过往的释怀，也是对现实的接受。 信息来源：《李宗仁回忆录》自我毁灭的西南保护战 1370页-13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