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名马家军骑兵，要将一名走散的西路军战士活埋，这时，一个地主对他们说：“知道我是谁吧？干嘛跟逃难人过不去呢！” 这名西路军叫龚兴贵，时任红三十军电台分队政委。 当时，西路军兵败已经过去 47 天，龚兴贵蜷缩在武威城郊的破庙里。 他身上的军装早被土匪扒走，只剩一件单薄的粗布衫。伤口也溃烂了，突然，远处传来马蹄声，他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半点声音。 作为红三十军电台分队的政委，龚兴贵至今记得三个月前西渡黄河的情景。1936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两万一千八百名将士奉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所在的电台分队负责保障全军通讯。 谁也没料到，河东敌情突变，渡河部队被迫单独西进，在古浪、永昌等地与马家军展开血战。 通讯员报告：“龚政委，总部来电！” 那是 1937 年 1 月 20 日，高台失守的消息传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壮烈牺牲。 龚兴贵握着电报的手不住颤抖，这时， 马家军的骑兵已经冲破防线，子弹擦着头皮飞过。 可奇怪的是，破庙外的马蹄声突然停了。龚兴贵勉强支起身子，透过门缝看见两个灰布军装的骑兵翻身下马。 他们腰间的马刀，朝破庙走来。“搜！” 为首的骑兵踢开庙门，枪托重重砸在龚兴贵肩头。 当发现他身上空无一物时，骑兵队长的恶狠狠骂道：“倒霉，又是个穷光蛋！把他埋了，省得浪费子弹。” 边说着，他拽起龚兴贵就往外拖。 很快，龚兴贵被按在土坑前，听见铁锹铲土的声音。他想起长征路上，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小龚啊，你的电台是红军的顺风耳，可千万不能掉链子。” 那时他刚满 22 岁，跟着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多少次在绝境中靠电台联络扭转战局。 突然，远处传来一句:“住手！” 龚兴贵费力抬头，看见一个身着藏青棉袍的中年人缓步走来。 骑兵队长的脸色立刻变了：“原来是王老爷，您怎么来了？” 王地主扫了一眼龚兴贵：“这是我家佃户的远房亲戚，前几日走散了。” 他从袖中掏出一块银元：“两位兄弟行个方便，改日到府上喝杯茶。” 骑兵队长接过银元，犹豫片刻：“王老爷的面子自然要给，不过…… 要是让马营长知道……” 王地主淡淡一笑:“马营长那里我自会交代。听说贵外甥在骑五师当班长，最近升迁的事……” 骑兵队长脸色微变，挥挥手示意手下松开龚兴贵。 暮色渐浓时，龚兴贵捧着王地主送来的馍馍，泪水滴在粗瓷碗里。这位地主的外甥确实在马家军任职，更关键的是，他的商号长期与红军有秘密交易。 西路军兵败后，王地主暗中收容了七名伤病员，用自家马车将他们送往兰州。王地主递给他一件羊皮袄，叮嘱道：“往西走，过了乌鞘岭就是兰州。记住，见到穿灰军装的就说是我介绍的。” 龚兴贵点头致谢，踉跄着消失在夜色中。他不知道，此刻的兰州城，中共地下党正通过 “福兴昌” 商号秘密营救西路军将士，而王地主正是这条地下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环。 接下来的三个月，龚兴贵沿着祁连山麓南行。他曾在张掖城郊被民团盘查，谎称是逃荒的货郎才蒙混过关。 在永登县，他遇见一群被打散的红军，其中三人最终饿死在雪地里。最危险的一次是在古浪峡，他躲在岩缝里三天三夜，听着马家军的搜捕声从头顶掠过。 1937 年 6 月的一个清晨，龚兴贵终于望见镇原县城的城楼。城门口，援西军的哨兵正在盘查过往行人。 当他说出 “王老爷让我来找刘掌柜” 时，哨兵的眼神立刻变了 —— 这是地下党的接头暗号。刘生标从人群中挤出来，喊着“龚政委！” 两人紧紧相拥。 原来刘生标在破庙发现龚兴贵失踪后，一路乞讨到镇原，被援西军收容。此刻，镇原县的援西军司令部里，刘伯承司令员正亲自过问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安置工作。 仅 1937 年上半年，就有三千多名将士在此归队。1964 年，龚兴贵在授勋仪式上抚摸着少将军衔，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他永远记得那个武威的破庙，记得王地主递来的馍馍，更记得援西军战士给他端来的那碗热汤面。 这些看似偶然的救助，实则是千万民众用血肉之躯筑起的生命通道，让西路军的火种得以保存，最终在抗日战场上重新燎原。 西路军的征战历程充满艰辛与悲壮。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敌人奋勇战斗，展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 像龚兴贵这样的将士，兵败后历经千难万险，凭借坚定的信念和各方帮助，才得以重新回到组织怀抱。 那些像王地主一样暗中帮助红军的人，也用自己的方式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