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名马家军骑兵,要将一名走散的西路军战士活埋,这时,一个地主对他们说:“知道我是谁吧?干嘛跟逃难人过不去呢!” 这名西路军叫龚兴贵,时任红三十军电台分队政委。 当时,西路军兵败已经过去 47 天,龚兴贵蜷缩在武威城郊的破庙里。 他身上的军装早被土匪扒走,只剩一件单薄的粗布衫。伤口也溃烂了,突然,远处传来马蹄声,他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半点声音。 作为红三十军电台分队的政委,龚兴贵至今记得三个月前西渡黄河的情景。1936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两万一千八百名将士奉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所在的电台分队负责保障全军通讯。 谁也没料到,河东敌情突变,渡河部队被迫单独西进,在古浪、永昌等地与马家军展开血战。 通讯员报告:“龚政委,总部来电!” 那是 1937 年 1 月 20 日,高台失守的消息传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壮烈牺牲。 龚兴贵握着电报的手不住颤抖,这时, 马家军的骑兵已经冲破防线,子弹擦着头皮飞过。 可奇怪的是,破庙外的马蹄声突然停了。龚兴贵勉强支起身子,透过门缝看见两个灰布军装的骑兵翻身下马。 他们腰间的马刀,朝破庙走来。“搜!” 为首的骑兵踢开庙门,枪托重重砸在龚兴贵肩头。 当发现他身上空无一物时,骑兵队长的恶狠狠骂道:“倒霉,又是个穷光蛋!把他埋了,省得浪费子弹。” 边说着,他拽起龚兴贵就往外拖。 很快,龚兴贵被按在土坑前,听见铁锹铲土的声音。他想起长征路上,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小龚啊,你的电台是红军的顺风耳,可千万不能掉链子。” 那时他刚满 22 岁,跟着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多少次在绝境中靠电台联络扭转战局。 突然,远处传来一句:“住手!” 龚兴贵费力抬头,看见一个身着藏青棉袍的中年人缓步走来。 骑兵队长的脸色立刻变了:“原来是王老爷,您怎么来了?” 王地主扫了一眼龚兴贵:“这是我家佃户的远房亲戚,前几日走散了。” 他从袖中掏出一块银元:“两位兄弟行个方便,改日到府上喝杯茶。” 骑兵队长接过银元,犹豫片刻:“王老爷的面子自然要给,不过…… 要是让马营长知道……” 王地主淡淡一笑:“马营长那里我自会交代。听说贵外甥在骑五师当班长,最近升迁的事……” 骑兵队长脸色微变,挥挥手示意手下松开龚兴贵。 暮色渐浓时,龚兴贵捧着王地主送来的馍馍,泪水滴在粗瓷碗里。这位地主的外甥确实在马家军任职,更关键的是,他的商号长期与红军有秘密交易。 西路军兵败后,王地主暗中收容了七名伤病员,用自家马车将他们送往兰州。王地主递给他一件羊皮袄,叮嘱道:“往西走,过了乌鞘岭就是兰州。记住,见到穿灰军装的就说是我介绍的。” 龚兴贵点头致谢,踉跄着消失在夜色中。他不知道,此刻的兰州城,中共地下党正通过 “福兴昌” 商号秘密营救西路军将士,而王地主正是这条地下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环。 接下来的三个月,龚兴贵沿着祁连山麓南行。他曾在张掖城郊被民团盘查,谎称是逃荒的货郎才蒙混过关。 在永登县,他遇见一群被打散的红军,其中三人最终饿死在雪地里。最危险的一次是在古浪峡,他躲在岩缝里三天三夜,听着马家军的搜捕声从头顶掠过。 1937 年 6 月的一个清晨,龚兴贵终于望见镇原县城的城楼。城门口,援西军的哨兵正在盘查过往行人。 当他说出 “王老爷让我来找刘掌柜” 时,哨兵的眼神立刻变了 —— 这是地下党的接头暗号。刘生标从人群中挤出来,喊着“龚政委!” 两人紧紧相拥。 原来刘生标在破庙发现龚兴贵失踪后,一路乞讨到镇原,被援西军收容。此刻,镇原县的援西军司令部里,刘伯承司令员正亲自过问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安置工作。 仅 1937 年上半年,就有三千多名将士在此归队。1964 年,龚兴贵在授勋仪式上抚摸着少将军衔,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他永远记得那个武威的破庙,记得王地主递来的馍馍,更记得援西军战士给他端来的那碗热汤面。 这些看似偶然的救助,实则是千万民众用血肉之躯筑起的生命通道,让西路军的火种得以保存,最终在抗日战场上重新燎原。 西路军的征战历程充满艰辛与悲壮。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敌人奋勇战斗,展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 像龚兴贵这样的将士,兵败后历经千难万险,凭借坚定的信念和各方帮助,才得以重新回到组织怀抱。 那些像王地主一样暗中帮助红军的人,也用自己的方式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1949年7月28日,马家军骑兵第14旅旅长马成贤正用望远镜观察山下动静,他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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