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王树声大将接到红军时期马伕的求助信，马上托付鲁秘书办 【1962年3月下旬，北京西郊】“小鲁，这封信你先看看，有些着急。”王树声低声嘱咐，把一封边缘磨得发亮的信塞到鲁永成掌心。纸张上，湖北方言写就的字迹微微发抖——寄信人王大江，自称“当年给首长牵马的那个小鬼”，如今陷入窘境，请求援手。 信里写得直白：家里九个娃，口粮紧张，工资83元撑不住。短短数行，却让王树声眉头拧成一股绳。鲁永成接过信，心中一紧——这是他来到王大将身边后的第一件硬骨头差事。 时间倒回一月前。那时王树声到武汉曹家花园办事，顺便叮嘱湖北军区司令员韩东山：“给我找个能跑腿、肯下笔的年轻人。”韩东山当场推荐了自己的秘书鲁永成。鲁是地道的湖北伢，干练却腼腆，被突然点名，他忐忑地说：“首长脾气我不熟，怕跟不上节奏。”韩东山拍了拍他的肩膀：“机会砸到头上，错过可惜。”一句话把他推到了北京。 初进总参小院，鲁永成发现这位“麻城骄子”作风依旧干脆：三件事——处理求助信，整理黄麻起义资料，审阅红四方面军战史初稿。别的以后再谈。王将军笑着补了一句：“事不怕多，怕慢。” 先办王大江。鲁永成坐火车连夜返汉，又转乘班车到紫阳村。3月底，春寒依旧，他在两层旧砖楼前抬头数窗户——九个孩子的笑声透窗飞出，和寒风撞在一起格外刺耳。伙房里一锅稀粥正翻泡，王大江正在劈柴，左臂旧伤抬不到肩。看到鲁永成，他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小鲁？首长让你来的？” 四十多岁的王大江，脸色被木屑与风霜抹成古铜色，腰间还别着早年打仗留下的牛皮腰带。饭桌边，十来张小脸同时探过来，“叔叔吃饭么？”一句童声让鲁永成鼻头发酸。他暗暗算了笔账：18级83元，平均每人不到8元，还不含老人医药。这日子真够勒紧裤腰带的。 第二天，他拎着厚厚一摞资料敲响省交通厅的门。交通厅厅长是老兵，听完情况连说三声“该帮”。只是制度有框框，鲁永成索性搬出《干部生活补贴临时条例》和伤残军人优抚文件，一条条对照。几番拉锯，厅里最终同意将王大江工资提到165元，并核准按“重伤残军人”补助口粮、副食品。办妥手续那刻，鲁永成才长出一口气。临别时，王大江攥着他的手：“麻烦你捎句话给首长，老王没丢脸。” 工作汇报寄到北京，王树声看完只是点点头，却在日记里写了一句：“部下有难，当尽一份情。”他没声张，但第二天让勤务员取出半条珍藏已久的贵州烟，寄回紫阳村，“让老王解馋”。 马伕的事落定，黄麻起义资料又迫在眉睫。鲁永成花了半月跑遍麻城、红安一带，访谈王加善、朱金虎等老红军。说到当年土顽武装靠“红枪会”蛊惑百姓，老朱掀衣露出片片刀疤：“说什么刀枪不入？我们用真枪真炮给他们拆穿！”这些第一手口述，让王树声读后连连批注：“补上群众组织动向”“解释宗教迷信渊源”。材料反复易稿，终成八千字的战斗详记，日后进入《湖北革命史料汇编》。 至于第三件事——审阅红四方面军战史初稿——难度在于逻辑线索庞杂。鲁永成白天抠文字，晚上翻作战地图。一次困倦时他写错地名，把“嘉陵江”误成“嘉陵关”。王树声翻到那页，随手圈出错字，还旁批“地理要过脑子”。虽是一句轻描淡写的提醒，却让鲁永成脸红到耳根。熬了三周，他将修改意见梳理成七条：从敌情判断到后勤补给，再到战术术语统一，全都列得缜密。王将军看完赞了句“还成”，便把稿子送到徐向前办公室。几个月后再翻书稿，鲁永成为自己补上的那几段注释暗暗叫好——专业味儿对了。 1965年6月，三年合同期满，鲁永成调回湖北。车站分别时，王树声递给他一本线装《孙子兵法》，扉页写道：“不在其位，仍思其责。”短短十字，字迹如刀刻。那本小书此后一直放在鲁永成书桌第一格——提醒他，秘书不仅是“写稿子的人”，更是首长与基层之间的桥梁。 1974年初，王树声病危。周恩来总理到病房，握着他的手缓缓说道：“树声同志，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病榻上的王大将只是轻轻点头，目光依旧平静。消息传到武汉，王大江在自家院子里沉默良久，最后点上一支便宜纸烟，对大儿子说：“孩子，做人得讲信义，这辈子我服的就是王首长。” 若说那封求助信只是普通往来书信，倒不如说它凝结着红军情谊的温度。在物资紧张的1962年，一名大将能为昔日马伕奔走，既有战友情，也有制度关怀的觉醒。它告诉我们：国家制度虽有框框，但照顾有功之臣不应迟疑；将领再大，也不能忘了泥泞中与自己并肩过的人。不得不说，这种质朴的相互信任，是那个年代最动人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