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6年，李世民病重，因遭褚遂良诬告，李世民下令处死宰相刘洎。临死之前，刘洎还想上书李世民，澄清自己的忠心，却没能如愿。及至武则天当朝，刘洎的冤案才得以昭雪。 这一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御驾亲征高句丽回来。这场仗虽然没彻底失败，但也没达成预期目标，可以说是“未竟全功”。奔波劳累加上战场上的巨大精神压力，回来之后李世民就病倒了，而且病势沉重，一度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朝堂上，宰相位置重要，刘洎担任侍中（门下省长官，掌管诏令审核，宰相之一）。刘洎性子比较直，说话有时候不太注意拐弯，但公认是有能力、有担当的重臣。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褚遂良，当时他任黄门侍郎（门下省副官），掌管门下省具体事务，相当于刘洎的直接副手，更重要的是，他还兼任起居郎，负责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 这个位置非常关键，能直接影响皇帝对朝臣的看法。褚遂良学问好，书法尤其是一绝，很得李世民欣赏和信任。 就在皇帝病重、朝野上下忧心忡忡的这个微妙时刻，发生了一件事。 一天，刘洎与几位大臣马周等人去探望了病榻上的皇帝。从宫里出来后，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这时候，刘洎对身边的同事感伤地说了一句：“圣体患痈，极可忧惧！（圣上这病非常严重，脓肿得很厉害，实在让人担心害怕啊！）” 这句话本身是关心皇帝病情的大实话，在当时气氛下说出来，也很自然。 坏就坏在，这句话被褚遂良知道了，或者说，被褚遂良利用了起来。 褚遂良和刘洎关系并不融洽。可能是有权力竞争，可能也有性格不合，或者是褚遂良想借机上位，打击位在其上的刘洎。 于是，褚遂良做出了一个非常狠辣的举动：他借着自己是皇帝身边“记录员”的身份，直接跑到病重的李世民面前告状！他对李世民说：“陛下，刘洎图谋不轨！他对人说：‘朝廷大计，不便担忧了（或者解释为：朝廷大事不足虑）。只需依循伊尹、霍光（伊尹流放太甲、霍光废刘贺）那样的故事就好，大臣辅佐幼主，行使必要权利（包含废立之事）。大臣如有二心，不服从的，立刻诛杀，如此大局就定了！” 褚遂良甚至拉上另一位在场的大臣作证，说那个人可以证明刘洎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史书记载，马周当时并没有立刻附和褚遂良，沉默以对，这本身就有点微妙。 这句话太致命了！什么叫“伊霍故事”？这是古代权臣拥立幼主甚至废立皇帝的代名词！褚遂良的潜台词非常明确：刘洎看你不行了，他已经在盘算怎么当伊尹、霍光，想当摄政大臣，甚至可能对李治不利！他在为日后做准备！这对病重中本就多疑、尤其担心身后皇权交接、担心驾驭不了局面的李世民来说，无疑是插在心窝上的一把刀。 李世民躺在病榻上，本来身体就极其脆弱，情绪低落，这个时候最担心的就是朝局不稳，臣子怀有二心，尤其是对李治有威胁！褚遂良这番话，精准地戳中了李世民此刻最大的心病和恐惧。 李世民可能不完全相信，但在那种身体和精神状态下，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特别是出自褚遂良这样的心腹近臣之口！勃然大怒之下，病榻上的李世民直接下令，让刘洎自己写个供状（交代清楚）！这几乎等于定了性，给刘洎判了罪，就等他“认罪”。 刘洎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是五雷轰顶！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一句忧心皇帝身体的话，竟被曲解成了谋逆大罪！他当然不肯认下这诬告的罪名。面对前来传达旨意、督促他“认罪”的官员（史载去的人是侍中马周和中书侍郎岑文本，两人也很尴尬），刘洎悲愤交加，当场写下了一份申辩书，逐条反驳褚遂良的指控，说明自己当时的原话仅仅是担忧皇上病情沉重，根本没有说过褚遂良编造的“伊霍故事”等叛逆言语。 他急切地为自己辩白，希望能面见皇帝澄清，洗刷冤屈。 然而，李世民没给他这个机会。也许因为李世民病重意识可能不是很清醒，也许是被褚遂良和一些身边的人刻意阻隔了消息，也许是猜忌心占了上风，李世民最终没有选择亲自召见刘洎问个清楚明白。在最关键的时刻，皇帝没有给这位忠心耿耿的宰相一个当面辩解的机会！ 更令人心寒的是，当刘洎知道皇帝最终采纳了褚遂良的诬告，自己即将被处死的判决时，他还抱着一丝幻想。他想写一封奏章给皇帝，也许是做最后的申诉，也许是表达忠诚，也许是临死想对皇帝说些话。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动笔，褚遂良派去监督行刑的使者就到了！使者没有给他任何时间，立刻逼迫刘洎自杀（古代赐死大臣常让他们自尽）。 刘洎抱着一腔悲愤和不甘，带着无法上呈皇帝的冤情，被逼结束了生命。 在临死前，他留下了一句遗言：“道周辅幼主，唯有一死！（我本想秉持儒家正道，好好辅佐年幼的储君，如今却落得个死字！）” 这句话充满了讽刺和无奈，他明明是想做个忠臣，却被说成想当伊霍那样的权臣； 他有心效忠幼主，却连表达这份心的机会都没有，就被逼上绝路。这真是莫大的冤屈！ 讽刺的是，这桩冤案最终得以平反，是在几十年后，由武则天下令昭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