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去世还不到一个月。突然，一位女作家发表了4000字的长文，她痛骂鲁迅是：衣冠败类、奸恶小人、枉为人师、无脸无耻…… 1936 年 11 月的上海，殡仪馆的挽联还没褪色，苏雪林就在《时事新报》上泼出一盆冷水。 她那篇 4000 字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里，“衣冠败类”“奸恶小人” 的字眼像冰锥，扎在数万送葬者尚未愈合的心上。 此时距鲁迅病逝不过 24 天，万国殡仪馆前那条被挽幛遮蔽的路，还残留着送葬队伍踩碎的纸钱。 这个曾在《绿天》里写 “月光像浸了水的棉絮” 的女作家，此刻笔锋却比手术刀还狠。 她细数鲁迅的 “罪状”：骂胡适是 “焦大”，批梅兰芳 “男扮女妆”，连对青年也 “动辄呵斥”。 可她没提，1928 年自己初到上海时，曾托人转赠鲁迅一本《棘心》，扉页上题着 “鲁迅先生教正”。 更没说，她在法国留学时，床头总摆着翻烂的《呐喊》，写信给友人时说 “周树人的笔，能剜出中国人的骨头缝里的病”。 这场反目来得猝不及防。1930 年左联成立后，鲁迅的杂文越来越锋利。 骂梁实秋 “资本家的乏走狗”，批 “第三种人” 骑墙，连胡适的 “多研究些问题” 也被他斥为 “逃避现实”。 而苏雪林正受胡适影响，主张 “为文学而文学”，她在武汉大学的课堂上讲解《阿 Q 正传》时，还特意强调 “讽刺不是唯一的笔法”。 分歧像藤蔓，在两人从未谋面的文坛暗处悄悄生长。 1936 年的夏天，矛盾已见端倪。苏雪林在《自由评论》上发文，说左翼文学 “满纸刀光剑影”，虽没点名，明眼人都看得出指向。 鲁迅在病榻上读到时，正咳得喘不过气，他指着报纸对许广平说：“这位苏女士，怕是把文学当绣枕头了。” 这话传到苏雪林耳中，成了 “老狗欺人” 的铁证 —— 她后来在文章里写，就是这句话让她 “彻底看清其小人面目”。 鲁迅的葬礼成了导火索。当她看到蔡元培扶棺、宋庆龄执绋，看到青年学生举着 “民族魂” 的白旗跪在雨里，突然觉得 “荒诞”。 在给友人的信里，她写道：“一个刻薄寡恩的人，何以配享如此哀荣？” 这种质疑发酵成愤怒，最终化作那篇字字带血的檄文。 她甚至翻出鲁迅早年在日本弃医从文的往事，说他 “连手术刀都握不稳，才拿笔当凶器”。 文坛的震动像投石入湖。茅盾在《文艺阵地》上痛斥她 “借死人沽名”，郁达夫则在《回忆鲁迅》里叹 “文人相轻，竟至如此”。 最尴尬的是胡适，他既劝苏雪林 “不必如此激烈”，又在日记里写 “鲁迅的文字，确有刻薄过当之嫌”。 而远在北平的周作人，只在给俞平伯的信里淡淡提了一句：“苏女士的文章，火气太盛了。” 这场笔战持续了三十年。1966 年，在台湾的苏雪林写出 27000 字的《鲁迅传论》。 把鲁迅的 “阴暗心理” 追溯到少年时家道中落 ——“典当衣服的耻辱，让他一辈子见不得别人体面”。 她细数鲁迅转学七次的经历，揣测他 “有反社会人格”，甚至把《野草》里的 “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解读为 “自暴自弃的呓语”。 可这本书在台湾也没掀起多大波澜，彼时年轻人更爱读白先勇的《台北人》，没人愿意在陈年旧账里打转。 晚年的苏雪林住在台南的陋巷里，窗前种着她写过的玉簪花。 有记者问她为何对鲁迅 “纠缠不休”，她翻出泛黄的剪报，上面是鲁迅骂 “正人君子” 的段落，字里行间画满红圈。 “我不是恨他，” 她摩挲着圈痕说，“是恨那种非黑即白的戾气。” 可她没意识到，自己的笔早已染上同样的戾气。 1999 年苏雪林去世时，大陆的中学生正在课本里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她攻击鲁迅的文字，大多收录在绝版的旧报刊里，只有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者才会偶尔翻起。 就像她当年担心的那样，鲁迅的 “民族魂” 大旗越举越高，而她的名字，渐渐只和 “骂鲁迅” 三个字绑定，掩盖了《绿天》里那抹温柔的月光。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时间筛掉了意气之争，留下的是鲁迅杂文里未凉的热血，和苏雪林散文里残存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