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李德生接到党中央紧急命令：关闭所有机场，实行全国禁空 “凌晨一点二十，命令来了，马上呈李司令！”——1971年9月13日的北京城，被这一声低喊撕开寂静。空军司令部里灯火雪亮，李德生接过最新密电，扫了一眼便合上，转身吩咐：“所有跑道封死，谁的飞机也不许起。”声音不高，却压得人不敢呼吸。 这一纸禁空令来得极猛。不到二十分钟，十几条保密电话从作战大厅打向各大军区：陆军连夜接管军用、民用机场，空军待命自检，地方民航一律停飞。是夜，天安门广场依旧万盏霓虹，那些高架灯下的人群浑然不知，全国天空正被一双无形大手按下暂停键。 李德生何以在这场突发风暴中临危受命？时间拨回前一晚八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会议正逐段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周恩来本应坐镇通宵，却被一通电话急唤离席。十分钟、二十分钟，主席台空着的位置始终无人复返，与会者心知有异，却又不敢多问。直到午夜前后，服务员悄悄走到李德生身边，“总理请您过去”。几分钟后，他已得知林彪座机在北戴河起飞、正扑向蒙古方向的惊人消息。周恩来交给他的命令只有一句——“替我坐镇空军指挥室”。 说来戏剧，三年前他还是十二军军长，常自嘲“班长到军部”。1968年稳住安徽复杂局面，被调入中央，这位“田埂上长大的将军”对机关节奏完全陌生：文件成摞，汇报成山，他却总能在夹杂着烟味的凌晨搞清重点。周恩来注意到的是他那股子“缺啥补啥”的狠劲，必要时敢拍板，也敢担责。 皖北修路的事例最能说明这一点。彼时缺机械、缺水泥、缺技术，他干脆把地方干部推到第一线，军队战士挖渠修坝，三个月让几条土路变成柏油路。有人感叹“老李真敢想”，他只回一句：“雨季不等人。”这份务实与刚毅，在中央内部声誉日隆。 进入国务院业务组后，他天天跟在周恩来身边做“学徒”。老四合院开会，他第一次见到门口那两块“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的木牌匾，脑子里“为人民服务”六个字瞬间具体起来。后来分管水电部，他拉着副部长钱正英跑遍长江上中游，只为拿准葛洲坝初步方案。周恩来夸他一句“不怕难”，他笑说：“是怕没水灌田”。 回到1971年的禁空夜。令下十分钟，华东、华南、东北席卷而来的履带声同时响起；半小时，上海虹桥、沈阳东塔、西安阎良的塔台红灯全亮；一小时，全部机场无线电频道仅保留首长专线。参谋向李德生报告：“全国空域已经静默。”李德生点头，拨通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电话，“总理，一切按计划执行。”对面嗯了一声，再无多余话语。 值得一提的是，禁空令不仅需要速度，还要细致。运输机落地后必须清仓封存，油车、水车全部拉走，连塔台的记录纸都要立即归档。李德生不时扭头问参谋：“哪个机场还有未清点油料？”每得到肯定回答，他才在笔记本旁打个勾，紧接着又抬手示意：“让陆军再派一个排，加强警戒。”那本黑皮笔记，后来被档案馆定为绝密级，理由很简单——上面写满了“几点几分某机场跑道关闭”“某地空域锁定”的精确时间。 天蒙蒙亮，北京上空安然无事，李德生却没有离开。他守到上午九点，确认没有一架可疑飞机，再拨电话给周恩来报告：“情况稳定，可否解除二级战备？”对面沉吟数秒：“再观测十二小时。”一句话，足见对事态谨慎至极。 两年后，筹备党的十大，毛泽东提出老中青三结合的副主席名单，周恩来第一时间推举李德生。毛泽东看着名单，说：“行，这人办事稳。”其实在那场禁空之夜之后，多数人已料到他的仕途必有新高度，但他依旧穿那件旧军装，袖口磨白也舍不得换。 私下里，有年轻参谋问他：“首长，那天夜里您紧张吗？”他想了想，摆手道：“当兵的打仗，怕啥？”话不多，却透出一股子淡定。遗憾的是，外界只记得他“禁空三小时”，却少有人知道背后十几年的铺垫——从皖北农田到葛洲坝，再到空军司令部。做事先做足功课，出手才赢得住，这是他的行事逻辑。 今天回看那一纸禁空令，它让全世界见识了中国指挥系统的速度与秩序，也让更多人认识了李德生：一个半路调到中央、却丝毫不怯场的将军；一个把“为民”二字写进水利工程、写进机场跑道的人。夜色中的那盏指示灯早已熄灭，文件归档，飞机再度起降，可那一刻的挺身而出，早已在历史中留下清晰刻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