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个日本士兵迫不及待地来到慰安所，准备接受来自慰安妇的服务，然而当他脱光衣服掀开床纱时，瞬间僵住了，只见躺在床上的那个赤身裸体的女人，竟是自己的亲姐姐。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6年的冬天，华北某处废弃的日军驻地，一支盟军调查小队在清理一片炸毁的军营遗址时，意外发现了一封残破的日文信件，信纸焦黄，边缘烧焦，墨迹斑驳，信的署名是“高山健太郎”，落款时间标注为1940年12月，那年冬天，正是战争最严酷的时候。 信里写了他在中国前线的一段亲身经历，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英雄事迹，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记述，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士兵在深夜里写给自己良心的告白，信的内容没有写完，似乎被仓促打断，调查员把这封信带回总部，作为证物归档，但正是这封信，揭开了一个被掩盖多年的悲剧。 高山健太郎，长野县人，1937年被征召入伍，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据军方记录，他性格沉默，服从命令，是典型的“好兵”，三年的战斗生活，把他从一个淳朴少年磨成了木讷冷漠的士兵，他学会了在刺刀训练中对人形目标一刀封喉，也学会了在村庄扫荡后与战友分食战利品，他已经忘了自己为什么参战，只记得每天要活下去。 当时的日军，为了维持士兵的“士气”，在前线大量设立慰安所，军方宣称这些是“后勤设施”，实则是性奴隶制度的掩饰，慰安妇的来源广泛，有朝鲜人、中国人，也有日本本土的女性，她们大多被虚假宣传诱骗，以为是去支前工作，结果却被关进铁皮屋里，每天接待数十名士兵，拒绝的下场，往往是毒打、饥饿，甚至死亡。 1940年12月，高山所在部队刚从一次扫荡中返回，那天晚上，他和其他士兵一样，排队进入新设的慰安所，那是一座用旧当铺改装的建筑，里面灯光昏暗，有一股混杂着消毒水、汗味和血腥的气味，慰安所的房间被编上号，一间接着一间，如同工厂流水线。 据幸存者口述，那天高山被分配到了3号房间，他走进去时，原本像其他士兵一样麻木，并无特别情绪，然而不到十分钟，他突然冲了出来，脸色惨白，步伐踉跄，在场的勤务兵说，他当时喃喃地重复着一个名字，像是中了邪一样，眼神里带着恐惧与绝望。 原来，那间房里的人，是他的亲姐姐——浅口原香。 浅口原香比高山大三岁，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在高山参军后，家中只剩她一人照顾父母，父亲因病去世，生活每况愈下，1940年，日本国内开始征集“勤劳奉仕队”，承诺每月高薪，并宣称是去战地“支援后勤”，还煽动说“也许能见到在战场上的亲人”，原香信以为真，报名参加，她没有告诉家人，只留下了一封信，说自己要为国家尽一份力。 她抵达中国后，才发现一切都是谎言，没有工厂，没有食堂，只有围墙高筑的慰安所，她和其他女性被剥夺自由，强制“上工”，每晚的工作量高得令人发指，她试图逃跑，结果被打得遍体鳞伤，在那里，每个人都在等死，只是死的方式不同，有的人精神崩溃，有的人生病死去，她则靠着一个念头苦苦撑着——她要见弟弟一面。 高山认出姐姐后，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回到宿舍，一夜未眠，第二天，他独自带着枪，前往上级的营房，根据事后调查，他闯进军官住所，质问为何连日本女人也要沦为慰安妇。 军官并未重视，只是冷漠地回应：“为天皇陛下奉献，是她们的荣耀，”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高山的怒火，他当场举枪，击毙了那位军官，随后，他带着随身的手榴弹，返回慰安所，他没有喊叫，也没有号令，只是默默走进3号房间，爆炸发生在午後三点，炸毁了整座建筑的东侧，11人当场死亡，其中包括高山健太郎与浅口原香。 军方对此事件的处理极为迅速，报告中写道：“弹药保管不当，引发爆炸，数人因公殉职，”慰安妇的名字未被记录，死者身份模糊，高山的军籍档案也被改写为“精神异常，牺牲于岗位”。 但这个事件并没有彻底埋入尘土，据战后统计，仅1940年12月，驻华北的日军部队便发生了数起士兵暴走、自残、逃亡的情况，很多士兵开始怀疑军方的说辞，有人写信回家，提醒亲人千万不要相信“奉仕队”的宣传。 类似的事件在战后陆续被揭露，战争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大量档案中发现，日军通过虚假招募诱骗日本本国女性的案例远远超出预想，她们大多出身贫寒，原本只是想谋一份生计，结果却被推入深渊。 高山健太郎的故事后来被一位日本历史学者记录下来，他在书里写道：“战争不仅摧毁被侵略者的生命，也吞噬了侵略者的灵魂，”高山不是英雄，也不是烈士，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在极端的环境下触碰到了自己最脆弱的情感，然后选择了毁灭。 那封信的最后一页，字迹尚可辨认，高山写道：“她不该在这里，我也不该，”只是这句未完的话，成了他们姐弟最后的遗言。 信息来源：军事科学出版社《日本侵华战争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