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袁世凯儿女这一辈，做出最大贡献的，莫过于袁世凯后院第一卷王五姨太的长子，也就是排行第六的袁克桓。但他的事迹居然鲜为人知，真是让我这半个南京人十分不平。今天就来给大家摆一摆这位救了三万南京人性命的袁六爷。
因为母亲受宠，袁世凯也格外看重袁克桓，对他期待很高。刚开始的时候，袁家采用旧式家馆的教育模式，将众多儿女分在男馆和女馆学习，袁克桓在这时候打下了很好的传统文化功底。辛亥革命后，袁家迁居天津，当时天津上流社会都流行上新式学堂，袁家也都入乡随俗，送子弟去了。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深感新学的重要性，因此送五子克权(十六岁)、六子袁克桓(十五岁)、七子克齐(十四岁)出游欧洲，增长见识。经过考察后，大家都认为，英国最适合留学，于是袁世凯把三个孩子都送去了英格兰的齐顿汉姆学院。当时袁世凯身边的人都认为，这是在为六少爷接班军队做准备。
袁克桓身体比较瘦弱，又吃不惯英国的西餐（这确实也不能怪他），因此经常饿的发慌。为了过扛步枪急行军五公里的考试，他用晚饭的三明治作为交换，让一个英国男孩帮他扛枪，就这么过了考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为担心儿子们的安全，袁世凯就把他们接回国了。后来袁世凯复辟后，专门为袁克桓定下了一门好亲事，女方是江苏巡抚陈启泰独生女陈徵，光陪嫁装了一列火车的陪嫁...
袁世凯去世后，母亲杨氏卷款跑路，袁克桓则分到现款银元八万元，黄金四十两，总面值约七万余元的股票。这些股票大部分是当时的著名民族资本企业，比如说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江南水泥等等，差不多算是现金奶牛，躺着都能吃。但是袁克桓不满足只分红，要求参与企业管理。
在这个过程中，他学到了许多企业管理的技术，后来凭借母亲和妻子的资本，他先后在湖北创建了华新水泥厂，在南京创建江南水泥厂。不过最著名的，还是他在上海创建的耀华玻璃公司，是当时亚洲玻璃制造的龙头企业。
袁克桓与弟弟袁克轸、袁克久、袁克安同出一母，携手创业。袁克珍排行第八，娶周馥之女、周学熙之妹为妻，当时周学熙代表的徽商一直把持着北洋系工商的大部分利益，但他用自己的大女婿张邠野为为公司监察人，每日花天酒地，基本不来上班，甚至用自己的私人印章代替公章使用。除此以外周学熙的三女婿胡光镳到在唐山工厂任职期间也是搞得一地鸡毛，当时很多人都对他们不满。
袁克桓不动声色，撺掇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周学熙的妹夫袁克轸在股东大会上，突然起立发言，历数张邠野和胡光镳二人的胡作非为，当面指责周学熙用人不当，并且连呼：“对待少姑爷如此偏袒，为何对老姑爷就不照顾照顾！”其他“气氛组”纷纷助阵呐喊，场面极其混乱。周学熙看风头不好，而且袁克轸身份贵重人脉深厚，自己根本拼不过，威信受到极大的打击，即称病辞职。 不久后，袁克恒当选为董事，将人事悉数更换为自己人。
从这件事足可以看出，袁克桓是沉稳又有计谋。他还曾在自己大哥挂名的开滦煤矿与英国人争权，通过设置两名总经理，凡事必须要两人同时签字的办法，外加培养中方职员，逐渐把开滦煤矿的中层控制权抓到了中方手里。
这咋和今天合资公司一样？
不过最值得铭记的，还是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利用自己名下的江南水泥厂保护了三万南京人。日本人杀到南京是，他们和丹麦公司签订了购买机器合同，但款还没有付清，一部分工厂产权仍属丹麦外商（类似抵押），所以他灵机一动，宣称我这可是外资！然后挽留了一位德国人卡尔 · 昆德和丹麦人辛德贝格驻厂，借此在厂外挂出了德国和丹麦国旗。
江南水泥厂，在南京的人间地狱中，共收容难民3万多人。
难民中一部分人是溃散的中国军人，袁克桓知道他们一旦被发现必死无疑，因此对他们特别照顾，给他们换上普通民服，为他们治疗创伤，让他们混在难民中，待痊愈后再借机给他们送回老家。这批人中就有国民党的将军廖耀湘。
丹麦人辛德贝格绝不只是吉祥物，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一起，考察和拍摄了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一带日本军队的暴行，后来交给南京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刘易斯·斯迈思博士，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
南京沦陷后，日本人自然不会放过江南水泥厂，要和袁克桓“合作”。袁克桓坚持“不资敌，不合作”的底线，拒绝江南水泥厂与日方签订任何协议，自己掏钱，就是不开工，问就是机器坏了，生产不了。这导致日本侵略者也始终没有得到他们急需的战略物资-水泥。
一直拖到1943年，日军通知袁克桓，必须要征用江南水泥厂制造水泥的设备，运往淄博制铝。袁克桓表示我耳朵聋听不见，别给我发电报我不认字....日军派出了汪精卫伪军，将江南水泥厂洗劫一空。但因为技术工人各种斗争，一会松螺丝一会藏润滑液，拆机过程拖延了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结束，日本侵略者企图为侵华战争服务的铝厂也没建成。
抗战胜利后，江南水泥厂还成了关押日本战俘的根据地....日本战俘都会先押送到这儿，然后等待遣返。
可以说，袁克桓完全是用自己的毕生心血和生命安全，一边拯救苍生，一边拖延侵略，最终以江南水泥厂的解体为代价，为抗日战争做出了最后的贡献。他是我认为最无愧于“爱国实业家”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江南水泥厂在周总理的关怀与支持下重建。由于袁克桓在抗战中表现出的杰出领导能力和民族大义，政府邀请他担任天津市的副市长。但是他母亲杨氏临终前留下遗训，不允许任何子女从政，他婉言谢绝了。
袁克桓的生活十分低调简朴。他一生不买房子，把所有可以周转的资金都投入在公司的股票上。在天津一直是租房子生活，因此住过天津的很多地方。
根据他儿子的回忆，“他一辈子都没叫过累。我父亲每天早晨7点钟准时起床，穿戴收拾好，8点准时到，工友还在打扫卫生呢！我父亲没有别的嗜好，他就是应酬应酬，打打麻将。舞场、赌场、马场、妓院从来不去。舞场为什么不去呢？理由很简单。有一次他办完房子买卖，吃完饭，很早就回来了。我问他其他叔叔呢，他说去舞场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手底下的人都去玩，我往那儿一坐，人家还玩不玩？’我父亲喜欢看历史，也喜欢讲历史。他一生从来没有假期、星期天。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搞实业中去了。”
这也是导致他干了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名声不大的原因...太低调了...
1956年9月，袁克桓因心脏病发作在天津去世，享年58岁。虽然他和父亲一样，没有打破“袁家男子活不过60”的魔咒，但是相信在人民心中，在青史上，这父子俩，活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