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汉口海关官员翻检着一个加拿大人的行李时愣住了。
15个箱子装满手术器械和药品，个人衣物只有两套磨损的工装。这个49岁的胸外科医生叫诺尔曼·白求恩，3年前他在蒙特利尔的年收入是5000加元，相当于普通工人10年工资。
白求恩26岁才进医学院，之前当过伐木工、殡仪馆助手，靠打零工攒学费。1924年在底特律行医时，他发现贫民区工人宁愿病死也不去医院，这一幕深深刺痛了他。当时美国医疗费用高昂，一次阑尾炎手术费相当于工人3个月工资。
1935年，白求恩主刀的肺结核手术死亡率降至3%，远低于北美平均水平12%。他发明的“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手术室使用。但正是在事业巅峰期，他做了个让同行震惊的决定。
那年他去了一趟苏联，亲眼见到全民医疗体系如何覆盖偏远乡村。回国后他在《加拿大医学协会杂志》发表长文：“在苏联，一个矿工的儿子能得到比我国银行家后代更好的医疗。”这篇文章让他被医院停职，却让他彻底转向了共产主义信仰。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带着自制的流动输血车奔赴前线。他在马德里前线创造了战地输血成功率85%的纪录，这个数据被《纽约时报》记者写进战地报道。当时欧洲医学界普遍认为战地输血不可能，白求恩用实践证明了可行性。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北美，白求恩正在洛杉矶演讲。他给友人写信：“中国需要医生，更需要证明国际主义还活着的人。”在宋庆龄协调下，他带着伦敦华侨捐赠的5000美元医疗物资启程。
抵达晋察冀军区后，白求恩发现八路军缺医少药的程度超出想象。整个军区只有3台X光机，其中两台还是损坏的。他立即写信回加拿大募集资金，同时开始培训当地医护人员。
1939年4月齐会战斗期间，白求恩连续69小时实施手术，期间昏倒两次。醒来后他用绷带把被日军炮弹震裂的肋骨固定住继续工作。那次战斗他救治了115名伤员，创造了单日救治纪录。
有一次，白求恩发现护士用未经消毒的纱布，当场把整筐敷料扔进火堆：“宁可现在烧掉这些，好过明天烧掉伤员的生命！”他制定的消毒标准，后来成为八路军医疗体系的规范。
白求恩在边区的月薪是10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营长的收入。但他把大部分钱都用来购买医疗用品，自己常常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装。战士们都叫他“白大夫”，孩子们见到他会跑过来拉住他的手。
1939年10月，白求恩在涞源县手术时不慎割破手指，感染了败血症。当时边区没有磺胺类药物，只能用土方法治疗。临终前他给聂荣臻写遗嘱：“最近两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日子。”
他去世时口袋里装着未完成的《游击战争中医疗组织方案》，其中“战地输血站建设标准”“三天培训一名救护员”等方案，后来被写入八路军《战地医疗手册》。这份手稿成为解放军卫勤体系的重要参考。
白求恩在华仅18个月，却留下了深远影响。他培训的医护人员超过1000人，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医疗事业的骨干。他建立的医疗培训体系，为八路军培养了大批“不走的医疗队”。
1938年途经香港时，有英国商人愿出三倍薪水聘他留港行医。白求恩的回答是：“我的病人正在五台山里流血。”这句话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外国医生会放弃优渥生活，选择在中国黄土高原上燃尽生命。
从年薪5000加元到月薪100元，从蒙特利尔的豪华诊所到晋察冀的土窑洞，白求恩用18个月时间诠释了什么叫“毫无利己的动机”。他的选择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医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