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阻止建造2000亿的大型粒子对撞机，这也惹怒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气得他不顾形象大声道：一定要建！不建中国落后30年！ 2012 年的中科院学术会议上，当王贻芳再次提起 “2000 亿对撞机” 方案时，这位 89 岁的物理学家突然站起身：“1993 年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花了 200 亿美元停工时，我就在现场。” 会场灯光映着他颤抖的手，而年轻院士王贻芳的钢笔尖已在提案上戳出破洞 。 这场持续数年的争论，本质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 “激进” 与 “稳健” 的路线之争。 王贻芳的焦虑藏在一组对比数据里：2012 年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刚发现希格斯玻色子，而中国高能物理实验仍依赖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设备。 他在《科学通报》撰文指出：“日本 KEK-B 对撞机 1999 年运行时，我们的研究生要带着硬盘去东京拷贝数据。” 这种技术依附让他夜不能寐，测算出若不建对撞机，中国在粒子物理领域的差距可能从 15 年拉大到 30 年 —— 相当于错过两代科学家的黄金研究期。 杨振宁的反对则带着历史的重量。1993 年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在投入 200 亿美元、挖了 30 公里隧道后下马，他亲眼见过德州荒原上生锈的超导磁体。 “那台机器设计能量是 LHC 的 7 倍，最后变成旅游景点。” 他在政协会议上展示 SSC 的废弃照片。 “美国 GDP 占全球 30% 时尚且如此。中国 2012 年科研经费仅占 GDP 1.8%，2000 亿相当于当年教育经费的 1/4。” 更让他忧心的是人才缺口：当时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员不足 200 人，而 LHC 实验团队有 3000 名科学家。 这场争论在 2016 年达到白热化。王贻芳团队公布《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概念设计报告》，提出分两阶段建设： 首期投资 360 亿，二期升级为质子对撞机，总预算或超 2000 亿。 杨振宁立刻在《物理》杂志发表长文，用 “三个悖论” 驳斥：“若发现新粒子，诺贝尔奖大概率被国外团队获得；若没发现新粒子，证明方向错误；即便培养人才，也可能被欧美实验室高薪挖走。” 他援引日本 KEK 实验室的教训：“日本花 1 万亿日元建 B 工厂，最终核心成果由美国 SLAC 实验室主导。” 隐藏在科学争论下的，是国家科技战略的深层博弈。2012 年中国研发投入虽已全球第二，但基础研究占比仅 5.2%（美国为 17%）。 科技部某匿名官员透露：“当时有部委主张‘集中力量办大事’，认为对撞机可复制‘两弹一星’模式，而教育部则担忧挤压高校基础研究经费。” 这种分歧在 2018 年达到顶点 —— 当对撞机项目进入发改委评估阶段时，杨振宁联合 108 位院士联名上书。 其中 “先夯实人才基础” 的主张，与同期启动的 “双一流” 建设不谋而合。 项目搁置后的五年，中国科技政策悄然转向。2020 年 “十四五” 规划删除了对撞机相关表述，转而将 “量子信息”“人工智能” 列为 “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 这种调整暗含对杨振宁观点的呼应：2012-2022 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从 498 亿增至 1951 亿，增长近 4 倍。 高校物理学科招生规模扩大 27%，清华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每年输送超 50 名博士。 而王贻芳团队也找到了折中路径：在合肥建设 “强光磁集成实验装置”，用 20 亿预算实现部分对撞机的探测功能。 2023 年欧洲核子中心公布新对撞机计划时，中国科学家的参与度已从 2012 年的 3% 提升至 17%。 这种变化印证了争论的深层意义 —— 它倒逼中国重新定义 “科技自主”：不是盲目追求设备规模，而是构建 “需求 - 人才 - 设备” 的闭环。 正如杨振宁在 2022 年访谈中所说：“当年反对的不是对撞机本身，而是‘大跃进’式的科研思维。” 而王贻芳也在《自然》杂志撰文承认：“争论让我们意识到，基础科学突破需要‘设备硬实力’与‘人才软实力’的平衡。” 如今回望这场持续十年的争论，更像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年礼。 当美国试图用芯片禁令遏制中国时，人们突然理解杨振宁的远见：2000 亿若投入光刻机研发，或许能更快突破技术封锁。 而王贻芳的坚持也启示后来者：在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中国已不再是设备依赖者。 2023 年 “九章三号” 量子计算机的算力，正是建立在自主超导量子比特的基础上。这场没有赢家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