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一位104岁高龄的科学家，正在椅子上接受安乐死，当药物注射身体内30秒后，他突然睁开双眼说了一句话，让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 安宁室里，104岁的戴维·古道尔穿着一身整洁的衬衫，神情平静得奔赴像是一场筹备已久的远行。 护士将输液针管轻柔地刺入他干瘦的手臂，导管连接着的吊瓶里，盛装着清澈却致命的15克戊巴比妥钠液体。 30秒后，他如同疲惫的旅人沉沉睡去，再无醒来的意愿。 这跨越世纪的精彩人生，在他选择的尊严方式下，宁静落幕。 1914年，古道尔出生于英国伦敦，幼年便笼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阴影下。 战争的残酷并未摧毁他对知识的热爱。 他展现出惊人的学术天赋，先后于1941年和1948年获得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学位及另外两个植物学与生态学博士学位。 1950年，怀揣对生物多样性的浓厚兴趣，他移居澳大利亚。 在墨尔本大学担任讲师的日子，只是他科学征途的起点。 古道尔绝非困守象牙塔的学究。 他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植物学家与生态学家，一生发表论文百余篇，是最早关注并研究温室效应的生态学家之一。 他的科学探索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脚步遍布田野、沙漠与湿地，充满活力与热情。 然而，古道尔生命的华彩乐章，远不止于学术。 他是一个真正拥抱生活的人。 他的个人档案里，除了厚重的学术著作，还塞满了足球、羽毛球的照片，以及戏剧演出的海报。 他是业余戏剧社团的顶梁柱，经常活跃在舞台上，出演《李尔王》等经典剧目，将台词与表演视为对大脑的绝佳锻炼。 退休对他而言只是身份转换。 1979年，65岁的他从墨尔本大学正式退休，虽无薪俸，他却视之为新的起点。 年过八旬，他依然每天自驾汽车，带着背包准时“上班”，沉迷于科研的乐趣中，被朋友们戏称为“80岁的年轻小伙”。 这种状态几乎持续到了他生命的第十个十年。 90多岁时，他还能开着小直升飞机勘察植物群落。 对他来说，生命的长度远不及其广度与密度重要。 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 时年102岁的古道尔，漫长通勤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引起了校方的不安。 基于安全考虑，学校提出解除他的聘任合同。 几乎同时，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以“年龄过高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吊销了他的驾驶执照。 这两个突如其来的决定，如同一把锋利的剪刀，瞬间剪断了他自主、活跃的生活纽带。 尽管后来大学勉强安排了一间小研究室，但离开了他挚爱的同事互动与开阔的研究环境，古道尔感到孤独。 更深刻的危机接踵而至，视力持续恶化使他难以继续阅读文献和撰写论文，心脏问题也让他告别了心爱的运动。 更致命的是，一次独自在家时，他不慎摔倒，在冰冷的地板上无助地躺了两天，直到清洁工发现送医。 这次事故让他彻底失去了独居的能力，被迫坐上轮椅，日常生活完全依赖他人。 古道尔的世界急剧坍塌。 从科学生涯的巅峰跌落至个人生活的绝对依赖，这份失去自主和尊严的巨大落差，远甚于肉体的病痛。 他哀叹道，“我很遗憾能活到今天这个岁数，我本该在10年或20年前就离开这个世界。” 生活的单调、彻底的依赖感以及对过往充实生活的深刻怀念，让他对“活着”本身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倦怠。 他尝试过两次私下攒积安眠药寻求解脱，均告失败。 这使他认识到，依靠自身衰弱的躯体，他已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有尊严地结束生命。 因此，古道尔开始将目光投向“安乐死”。 他并非身患绝症，但生命的“质量”在他心中已荡然无存。 然而，在他所在的澳大利亚，当时只有维多利亚州允许安乐死，且对象必须是身患绝症、痛苦难耐的病人。 古道尔身体健康，只是“老了”，并不符合条件。 不屈的意志让他通过网络，找到瑞士巴塞尔的“生命周期”诊所，一个为数不多的、允许符合条件的健康外籍人士寻求协助自杀的地方。 他提交了详尽的医疗报告和一份阐述自己为何寻求安乐死的声明信。 通过评估后，他收到了邀请通知。 2018年5月初，古道尔抵达巴塞尔。 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他展现出惊人的平静与掌控力。 他游览了巴塞尔植物园，吃了最爱的炸鱼薯条和奶酪甜点。 5月9日，他召开了一场震动全球的新闻发布会。 他向世人清晰、坚定地传达他的理念，“我不想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非常高兴，明天一切就将结束，我不是悲伤，而是觉得是一种解脱。” 于是，便有了5月10日在“生命周期”诊所那震撼又温情的一幕。 他用最清醒的决定，结束了他历经百年、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旅，将关于生命、尊严与自主权的思考，留给了整个世界。 戴维·古道尔的离去，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关于衰老与尊严的永恒命题。 他并非被病痛征服，而是被剥夺了生活的意义与自主的尊严所击垮。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澳大利亚科学家赴瑞士“安乐死”，离世最后步骤由自己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