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陈独秀58岁的女儿陈子美身绑5个空油桶，带着小儿子偷渡香港，9个小时后，母子俩奇迹般抵达目的地，哪知，刚上岸就遇到警察，陈子美很是沮丧，不料，警察的举动让她大感意外。 夜太深，水太冷，风一吹，咸得刺骨。陈子美绑着5个空油桶，抱着最小的儿子，眼睛紧盯海面，一步步往水里走。四下漆黑，只有月光洒在水面，泛着碎银。她不敢回头，也不能犹豫。只要一脚踏出，就没有回去的可能。 她58岁，漂浮在珠江口的黑夜里，身边只有儿子的呼吸，和身体上绑着的5个破油桶。漂了9个小时，终于看见远处那一点点灯光。她知道，那是香港。 游到岸边时，她几乎虚脱，双腿僵硬，胳膊抽筋。儿子还在怀里睡着，呼吸轻，身上是她的体温。她想喊人，又怕暴露。正犹豫着，一束手电光打来，几个穿制服的人围上来。她脑子里一炸，以为完了，这一路，终于止步在上岸的一刻。 可她没想到，对方没有呵斥，没有推搡。那名警察看了她一眼，低头看看她怀里的孩子，然后点了点头，伸手扶住她的肩膀。 陈子美没哭，但眼泪还是流下来。她一生坎坷，到这个年纪，偷渡、漂泊，带着孩子从死亡线上滚过来，只想换一个地方活命。可这一刻，她突然明白，原来她还能被人当作一个人来看。 这不是她第一次从废墟中爬起来。 她是陈独秀的女儿，生于1912年。母亲是高君曼，妾室出身，身份尴尬。陈独秀家事复杂，早年革命，四处流亡，孩子多，时间少。母亲病逝后，她随继父去了南京，从小就知道靠自己才靠谱。12岁就学会了自理，后来读书、学技术，没人管，她也没人求。 成年后，她遇上第一个男人，是银行职员，穿西装，讲客气话，对她也算体贴。结婚不久她就发现，这人早已有妻有妾，她不过是个“编外”。她退婚，带着孩子一个人生活。学电报、学护士，跟着部队跑，抗战打到重庆，她也跑到重庆。 有一回，她听说父亲被关在贵阳，病重。她托关系跑去探望，见到父亲时，他躺在床上，脸瘦得脱形，两人几十年没见，几句话没说，眼神里却有太多东西没说清。离开时，她没哭，父亲也没挽留。那年，她才三十出头，心早已硬了。 再后来，她又嫁人，第二任丈夫是李焕照，是个军人，战乱中相识，婚后生了两个儿子。可日子没安稳几年，政局又变。她改口称“妇产科医生”，跟着工作队走南闯北。到了解放后，好景不长。她的姓氏、她的父亲成了“原罪”。 “陈独秀的女儿”，这几个字，在那些年不是荣耀，而是标签。她从头到尾不知道父亲到底犯了什么错，也没人向她解释。她不过是个医生，可被查户口、被带走、被贴标签。 她的医生资格被取消，孩子被赶出学校，丈夫也受到牵连。她没哭，也没求。咬牙过了几年，直到1970年，她再也撑不住。 她决定逃。 那年，她已经58岁，老得爬个楼都气喘。但她清楚，只要留在原地，她迟早会死。她不想死，也不想看着孩子死。 她偷偷收集空油桶，找人裁剪尼龙绳，夜里一个人练习绑缚。她带的只有一些干粮、一个小背包、最小的儿子和5个油桶。跳水那一刻，她知道，水冷、潮急、方向模糊，一旦翻身，什么都没了。但她还是跳了。 海上漂了快十个小时，胃抽搐，身体麻木。她不吃不喝，只盯着远处那几盏灯。她把儿子放在胸前，用胳膊夹紧，一边用腿蹬水，一边调转方向。风一阵紧一阵，她的指甲早就泡白，皮肤起皱。她不敢合眼，不敢松劲。她知道，如果她倒下了，孩子也活不成。 直到灯光越来越近，她才开始相信，自己真的可能活着上岸。 警察的那一伸手，让她叹了口气。没人追问她的政治身份，没人要求她写材料。她只说了句“我想留下”，对方递来毛巾，让她换衣服。 她在香港住了几个月，后辗转去了加拿大，再到美国落脚。她又拿起旧行当，妇产科医生，从诊所干起，给移民看病。她没抱怨，只求儿子能上学，自己能活着。 但老年并不温柔。 九十年代，她逐渐失明，患慢病，退休后被儿子接去住了一阵，后来又被赶出来。住处租金交不上，诊所关门，她靠一点退休金过活。媒体曝出她被驱逐的消息时，她已经坐在纽约一个低矮公寓里，眼神浑浊，身上盖着旧毯。 她没哭，也没申诉。说不定她早就明白，自己从来就不是谁的依靠。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姓陈，不代表我有什么。” 2004年，她死于纽约公寓，93岁。尸体放了一个多月才被殡仪馆处理。最终，是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出面，帮她办了后事。她没留下什么财产，也没人来认领她的骨灰。 可她留下了什么？她留下了一场穿越海水的逃生，一段没人知晓的坚持，还有一颗在风浪中从不低头的心。 她这一生，太苦，也太狠。她不是英雄，也不是受害者。她就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一个不愿等死的人。 她身上绑的不是油桶，是她全部的希望。她带着孩子游过的那片海，今天仍旧波涛汹涌，但海面上，再没有她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