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潜伏敌营十数年，官职大到自己都心慌的李时雨面临身份暴露危机。大特务沈维翰兴冲冲地找到戴笠说“二组组长李时雨是内鬼”，戴笠听后却开玩笑说就“就算我是共产党，他也不可能是。” 他是我党打入汪伪的红色窃听器，他是戴笠身边的上校组长。他是自小崇拜宋江的李时雨。 他于1908年出生，年少时爱看水浒传，所以崇拜里面劫富济贫的好汉，改名为时雨。他是北大法学院的学生，在校期间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参加任何的政治组织，然而在918事变东北沦陷后，亲眼见证国破家亡的惨剧后，李时雨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决定加入共产党，在夏尚志介绍下他也达成了这一项愿望。 在他的主动请缨之下，在党组织的委派之下，他再回到哈尔滨从事抗日活动，并开始担任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不久后率部在某火车站打伤数十名日军。 1933年，李时雨还受党组织的委派为李大钊护灵，别人问及他的身份，他就说“我叫李时雨，是李氏家族中的晚辈，要送李大钊先生最后一场。” 1934年，李时雨正式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开始打入东北军，在昔日同窗好友张学孟（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的推荐下，他得以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自此正式开始了秘密工作生涯，从打入东北军再到打入汪伪，再到后来打入军统，官至国民党少将，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在后来在西安事变后，李时雨在剿总的工作也便干不下去了，在平津事变爆发后，他只能转移阵地。曾一度跟党组织失去联系，直到不久后联系到天津负责人何松亭，这次得以继续于天津从事秘密工作。 1937年日本治安委员会成立，该会总务科长是李时雨的老相识，所以在对方的介绍下，李时雨得以担任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以这一层绝佳的保护色潜伏于日本机关之中。 在担任此职务期间，他几次为我党获取的情报，也曾参与过两出重大事件，第一项便是他曾协助运送装有电台机械和马达的两个箱子，第二项便是营救共产党员冯骥。 他趁着康书记官外出之际，把冯骥的卷宗都偷藏到自己的包里，然后带回家中焚毁。康书记官回来找不到卷宗之时，宛如天崩地裂，生怕自己受到波及，小命不保，此时李时雨便出手相助，主动支招，他煞有其事的说“我可以帮你保住一命，还不受任何处罚，你就说卷宗在法院被日军轰炸时烧毁了。到时候谁也怪不到你头上。” 康书记官听后大喜过望，觉得这实在是个绝顶聪明计策，连连赞叹。事后也果真用此法向上级请示，不仅分毫没有被追究罪过，还被宽慰了一番。康书记官恨不得磕头，感谢李时雨对自己的救命之恩。 获得康书记官的感恩后，李时雨又去了看守所见了共产党员冯骥，告诉他说“我已经烧毁了你的卷宗，只是登记簿上还有你共产党嫌疑的字眼罢了，审讯时完全可以翻案，就说是跟别人打架，仇家借机陷害，诬陷你入狱的，压根儿不是什么共产党，装的像一点，十有八九就混过去了。”李时雨又多方运作，去见审判长，主审推事等，采取金钱攻势，果真给冯骥铺平了道路。对方也因此被释放。 不久后李时雨又打入汪伪，还出席了汪伪在上海秘密召开的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多次跟陈公博打交道，获得对方的信任，以此获取战略情报，但在汪精卫死去后不久，陈公博就要将李时雨调到司法行政部去工作，跟军统有了联络的周佛海主动出言请求，李时雨才得以继续留在上海，担任警察局司法处长，一直到日本投降。 在日本投降时，李时雨伺机获取了大量的军事政治机密，国民政府对汪伪和平军的收编，国防部对军队调动的命令，蒋介石对军事长官的指令等等，他将重要的信息记录下来，秘密传回我党。 李时雨后来是凭借余祥琴的“周旋”，打入军统的，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下，工作也始终未出丝毫差错，情报传递也一直未出现任何问题，但身份还是被察觉了。戴笠起初还难以置信，毕竟李时雨是一位曾经给日伪办过事的人，竟然也是共产党。在查明其身份后，也并未手下留情。采用压杠子、灌凉水等严刑，拷打了数日，又将其关了整整三个多月，但李时雨始终一言不发，拒绝承认自己的身份，所以最后在被送到上海法院后，被判处了7年多的有期徒刑。 到1949年身份才得以恢复，后来回忆这一段潜伏往事，他说“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参考资料： 《敌营十五年》李时雨 《敌营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