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洗龙武功臣的前后，唐玄宗对中枢又作了调整，萧嵩替代了源乾曜，宇文融、裴光庭替代了李元纮、杜暹。 庸相的仕途 萧嵩长着好胡髯，潇洒，威风，庄重，给人以信任感。 瞧瞧萧嵩，史书白纸黑字记着，他最大的优势是啥？一把好胡子！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往那一站，自带“靠谱”光环。玄宗一看，嗯，有派头，像个能镇场子的宰相。可翻开他的政绩簿，除了奉命监修国史这类事务性工作，实在乏善可陈。处理政务？能力平平。推荐人才？眼光更差。他推荐的王丘、严挺之，后来证明都非栋梁之材。说白了，萧嵩就是个政治花瓶，靠着出色的“形象管理”和玄宗对他外表的偏爱，坐稳了相位。盛世宰相，选了个“门面担当”，这开局就透着玄机。 萧嵩之后，宇文融登场。这位爷的“名气”，可就更“硬核”了。他是靠“搞钱”出名的。玄宗后期，花钱如流水，宫廷开销、赏赐功臣、四处封禅，国库再厚也经不起折腾。宇文融瞅准了皇帝的心思，化身“财政魔术师”，他的绝招是“括户”——大规模清查逃亡户口和隐匿田产。听着像整顿吏治、增加税收的正经事吧？可实际操作起来，完全变了味。为了追求速度和政绩，宇文融的手下官吏如狼似虎，手段粗暴至极。管你实际有没有逃税，先按“潜逃户”的帽子扣上，严刑拷打，逼着认缴巨额赋税和罚款。一时间，民间怨声载道，鸡飞狗跳。宇文融靠着这种近乎掠夺的方式，确实在短期内给玄宗搞来了大把银子，解了燃眉之急。玄宗龙颜大悦，宇文融自然平步青云。这种饮鸩止渴的“理财能手”，名声能不大吗？不过是恶名罢了。他满足了皇帝对金钱的渴望，却透支了民心，给盛世的根基悄悄凿开了裂缝。 裴光庭接棒，他的“出名”方式又换了个赛道——搞制度创新。他推出了一个叫“循资格”的选官制度。核心思想简单粗暴：当官升迁，不看才能，只看资历！排队，论资排辈，年头熬到了，位置自然就是你的。这玩意儿一出，整个官场都懵了。有才华的年轻人？对不起，后面排队去！庸碌无能的老油条？恭喜，您资历深，该您上了！裴光庭这套制度，简直就是给官僚体系打了一针强力麻醉剂。它彻底扼杀了官员的进取心和创造力，把大唐的官场变成了按部就班、死气沉沉的养老院。效率？活力？不存在的。要的就是一个“稳”字，一个“不出事”就好。裴光庭用制度化的平庸，换取了表面的秩序稳定，玄宗居然也接受了。这种制度遗毒深远，让整个官僚系统加速僵化，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那么问题来了，唐玄宗，一代英主，早年励精图治，慧眼识珠，晚年怎么就迷了心窍，把这帮“庸人”一个个扶上高位，还让他们“名垂青史”（虽然是恶名）？深挖下去，答案让人脊背发凉。 首先是玄宗心态的巨变。开元盛世的光环太耀眼，他飘了。早年那种虚怀若谷、求贤若渴的劲头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好大喜功、贪图享乐和刚愎自用。他需要的不再是能匡正得失、直言进谏的诤臣，而是能让他舒服、顺心，能无条件执行他意志（哪怕是荒唐意志）的“工具人”。萧嵩的“稳重”（实为平庸），宇文融的“搞钱能力”（实为盘剥），裴光庭的“制度稳定”（实为僵化），李林甫的“办事得力”（实为专权逢迎），恰恰都戳中了晚年玄宗那点隐秘的心思——别给我添堵，让我好好享受这盛世繁华。 其次是权力结构的异化。清洗功臣集团后，玄宗需要巩固皇权，防范新的权力中心崛起。这些“庸相”们，要么能力有限构不成威胁（如萧嵩），要么根基浅薄只能依附皇权（如宇文融），要么用制度固化阶层削弱潜在对手（如裴光庭），要么干脆自己就是皇权最忠实的看门狗（如李林甫）。他们在不同层面上，都成了玄宗强化个人独裁的棋子。用庸人，有时候比用能臣更“安全”，因为他们离不开皇帝的恩宠。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