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年羹尧死后一周，雍正下令处死汪景祺，并将首级悬挂在菜市口，这一挂就是十年。 汪景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汪霖曾任户部侍郎，兄长汪见祺官至礼部主事，这样的家庭背景本应赋予他顺遂的仕途起点。 然而，汪景祺的科举之路却异常坎坷，直至康熙五十三年才勉强考中举人，此时他已年过四十，与同期进士相比，仕途前景已然黯淡。 科场的失意塑造了汪景祺乖张不羁的性格，他 “性豪迈，喜纵谈天下事”，却因 “恃才放旷，屡犯忌讳” 而得罪乡邻。 在浙江家乡时，汪景祺曾在酒肆当众讥讽杭州知府 “鼠目寸光，只知盘剥百姓”，被地方官记恨在心，最终被列入 “劣绅” 名册。 雍正元年（1723），汪景祺在京城参加会试期间，又因在客栈墙壁上题诗嘲讽主考官 “眼盲心浊”，被逐出考场，断绝了正途仕进的可能。 康熙末年，年羹尧凭借平定西藏、青海的军功成为西北重臣，权势日隆。 汪景祺敏锐地嗅到了机遇，于雍正二年（1724）千里迢迢前往西安，以投奔年羹尧的幕僚钱名世为契机，最终成为年府的食客。 为博取年羹尧的青睐，汪景祺精心撰写了《读书堂西征随笔》，书中不仅收录了为年羹尧歌功颂德的文章，还特意附上自己绘制的《西征图》，图中年羹尧身着蟒袍立于雪山之巅，周围将帅环伺，气势恢宏。 汪景祺在序言中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甚至将其比作 “周武之吕望，汉高之韩信”。年羹尧见此书时颇为得意，曾将其悬挂于府中 “西征堂”，每逢宾客来访便炫耀一番。 雍正三年，年羹尧被解除川陕总督职务，调任杭州将军，其势力开始瓦解。同年十二月，雍正以 “九十二条大罪” 将年羹尧革职下狱，次年赐其自尽。 在查抄年羹尧府邸时，浙江巡抚福敏发现了汪景祺所著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其中的 “悖逆言论” 引起雍正的雷霆之怒。 细究汪景祺的罪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对康熙皇帝的不当评价。书中《历代年号论》一文称 “康熙” 年号 “于义为非”，认为 “圣祖仁皇帝” 的 “康” 字暗含 “糠粃” 之意，这种牵强附会的解读被视为 “大不敬”。 雍正看到此处时怒不可遏，在奏折上朱批：“此等狂吠之语，实为千古所未有！” 其二，嘲讽雍正朝的政治举措。汪景祺在文中批评新政 “繁苛扰民”，尤其对 “摊丁入亩” 政策多有微词，他写道：“丁银摊入田亩，看似利民，实则官吏借丈量土地之机肆意盘剥，百姓苦不堪言。” 这番言论直接触及了雍正帝的改革底线。 其三，依附年羹尧的野心暴露。书中不仅记录了年羹尧的军功与权势，还隐晦提及 “功臣不可为” 的观点，暗示年羹尧可能遭受鸟尽弓藏的命运，这被雍正解读为 “离间君臣”。 从本质上看，汪景祺的文字并非单纯的学术探讨，而是卷入了皇权与军功集团的权力斗争。雍正继位初期，面临着 “九子夺嫡” 的余波，年羹尧、隆科多等权臣的存在始终威胁着皇权的集中。 汪景祺作为年羹尧的幕僚，其文字自然被视为 “逆论” 。 在查抄年府的过程中，福敏还发现了汪景祺与年羹尧的往来书信，其中一封写道：“将军手握重兵，西北半壁江山尽在掌握，当为长久计。” 这句话被曲解为汪景祺怂恿年羹尧拥兵自重，进一步坐实了其 “谋逆” 的罪名。 雍正四年（1726）正月，在年羹尧死后一周，雍正下达了处置汪景祺的谕旨：“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枭首示众，其妻子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俱革职，发往宁古塔。” 这道谕旨不仅判罚严厉，更体现了雍正 “杀鸡儆猴” 的意图。 从判决到执行，整个过程仅用了三天时间，显示出雍正的急切心态。 汪景祺临刑前曾写下绝命诗，但监刑官以 “悖逆之人不配言忠” 为由，将其诗稿焚毁。 行刑当日，菜市口挤满了围观百姓，汪景祺却神色自若，对着人群高声喊道：“吾今日之死，非因文字，实因卷入权斗耳！” 这话让监斩官大惊失色，立即命人堵住他的嘴。 雍正杀了汪景祺后，尤不解恨，下令将其首级长期悬挂。菜市口作为清代北京的刑场，是平民百姓聚集之地，当时此处有一家名为 “王记茶馆” 的店铺，正好对着悬挂首级的木杆，茶馆老板为免客人不适，特意在窗前挂起竹帘，却被官府以 “遮挡圣谕” 为由强行拆除。 直到乾隆元年（1736），左都御史孙国玺在奏折中写道：“菜市口乃商贾云集之地，悬首十年，恐伤天和。” 乾隆在批复中称 “景祺罪虽当诛，悬首已久，可着即掩埋”。 年羹尧死后，其党羽多被牵连，但汪景祺作为 “文人 的代表，其处置方式更为残酷。据《雍正朝起居注》记载，雍正在处理完汪景祺案后，曾对大臣们说：“武人叛乱，不过祸及一时；文人乱心，足以动摇国本。” 这句话道破了汪景祺之死的背后隐情。 参考资料：《清世宗实录》《啸亭杂录》《雍正朝起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