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却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74年10月的一个下午，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钓鱼台国宾馆。车上下来的不是外国政要，而是刚刚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 这位山西大寨的农民劳模，从此要在这座专门接待外宾的地方工作生活。钓鱼台3号楼为他准备了宽敞的套房，红木家具、波斯地毯、水晶吊灯一应俱全。 但陈永贵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作为副总理，陈永贵每天要处理大量文件。由于文化程度有限，他需要秘书逐字逐句地念给他听。 一份普通的农业部报告，别人10分钟就能看完，他却需要半个多小时。 更让他头疼的是各种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部委工作汇报，密密麻麻排满了日程表。 钓鱼台的生活节奏让这位农民副总理很难适应，早上7点用早餐，中午12点准时午餐，晚上6点晚餐，作息时间精确到分钟。而在大寨，陈永贵习惯天不亮就下地，饿了就啃几口干粮。 一次午餐时间，服务员为他准备了精美的四菜一汤。陈永贵看着餐桌上的银质餐具，迟疑了很久才动筷子。 国宾馆的服务标准更让他不自在，每天有专人整理房间，换洗衣物有人收送，甚至连鞋子都有人擦拭。 1975年春天，陈永贵以调研农业生产为由回到大寨。在熟悉的窑洞里，他对妻子申纪兰说：“我觉得自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看着好看，就是飞不起来。” 大寨的社员们围着他问长问短，有人问他在北京吃什么，他苦笑，山珍海味都尝过了，就是没有小米粥香。 在大寨待了一个星期，陈永贵明显精神了许多。他重新挽起裤腿下地干活，和社员们一起修梯田、积肥料。傍晚时分，他坐在田埂上，望着远山夕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专门召见了陈永贵。两人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最后劝说换个地方。 1975年4月，陈永贵搬到了北京交道口一处普通四合院。这里没有钓鱼台的豪华装修，但有他需要的朴实和便利。四合院距离农科院试验田只有两公里，他可以随时去看看庄稼长势。 搬家那天，陈永贵只带了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他从大寨带来的几样东西：一本学习笔记、一把谷穗、还有几颗从家乡带来的种子。 在新住处，陈永贵恢复了农民本色。他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上白菜、萝卜、豆角。每天早上，邻居们都能看到这位副总理在院子里浇水施肥。 作为副总理，陈永贵坚持不拿国家工资，每月只领山西省给的60元生活补贴。他的理由很简单，粮食是大寨分的，房子是国家给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这种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议论，有人说他是作秀，有人说他是觉悟高。陈永贵对此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是别人的事，心里清楚自己是谁。 1975年，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访华时，特意要求会见陈永贵。握手时，埃切维里亚注意到了陈永贵手上厚厚的老茧。 外宾们对陈永贵的朴实作风都很好奇。一次招待会上，外国记者问他成为副总理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陈永贵想了想，最大的变化就是看的文件多了，走的路远了，但心还是在大寨那片土地上。 搬出钓鱼台后，陈永贵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了。他经常到各地农村调研，和农民面对面交流。在田间地头，他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和从容。 每次出差回来，陈永贵都会在小院子里的菜地忙活一阵。看着绿油油的蔬菜，他脸上总是露出满足的笑容。邻居们说，这时候的他，才是真正的陈永贵。 这个从黄土高坡走出来的农民副总理，用自己的选择证明了一个道理：无论身处什么位置，保持本色才是最重要的。[666] （参考资料：2010—01—07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钓鱼台无鱼可钓”——陈永贵搬进搬出钓鱼台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