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名50多岁的日本女子，领着5个孩子，去郭沫若家敲门。郭沫若妻子于立群，一脸惊讶地问：“你找谁？”那个女人生硬地回答：“郭沫若。”屋里的郭沫若，听见声音快步走出来，竟呆呆地愣在原地。“孩子们想见父亲了。”安娜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锋利的刀，划破了香港那间拥挤客厅里凝固的空气。 眼前的安娜比郭沫若记忆里苍老了许多，头发已经斑白，身上的衣服洗得泛白，五个孩子躲在她身后，最小的那个攥着她的衣角，眼睛怯生生地往屋里瞧。郭沫若张了张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怎么能忘呢？这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娶的妻子，当年为了追随他，安娜不顾家人反对，跟着他过了十几年苦日子，还为他生下五个孩子。可抗战爆发后，他一声不吭就回了国，这一去就是十年，再没跟他们联系过。于立群在旁边看着这场景，大概也猜到了几分，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你说郭沫若作为大文人，写起文章来慷慨激昂，满口家国情怀，可在家庭这事上，做得确实不地道。当年为了投身抗战，撇下日本妻子和孩子，虽说有时代的无奈，但一句交代都没有，就这么消失十年，换谁能接受？安娜一个人在战火纷飞的日本，带着五个孩子艰难度日，心里得有多恨多委屈？后来郭沫若在国内又成了家，过上了安稳日子，可他心里真的放下过这些孩子吗？有人说，那时候局势动荡，通讯不便，可再难也不至于连一封信都没有吧？说白了，还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在他心里，可能事业和新家庭比旧责任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