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名50多岁的日本女子，领着5个孩子，去郭沫若家敲门。郭沫若妻子于立群，一脸惊讶地问：“你找谁？”那个女人生硬地回答：“郭沫若。”屋里的郭沫若，听见声音快步走出来，竟呆呆地愣在原地。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那天她站在门口，开门之后便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佐藤富子，郭沫若的原配，五个孩子的母亲，郭沫若没有说话，门口的孩子沉默站立。 他们从日本一路而来，经由香港穿过满是阻碍的边境，跨越时间与距离，走到了他的门前，这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没有护照，没有身份保证，也没有任何官方文件可以作为通行凭证。 她带来的是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是一个男人不愿回首却无法否认的往昔，三十年前的东京，郭沫若是留学生，靠翻译、写诗、打零工维生。 佐藤富子出身中产，接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激进，主动接近这位中国青年，她为他的文字着迷，也为他的理想动容。 两人开始同居，富子承担了几乎所有生活的事务，而郭则专心学习、写作，几年内，他们先后育有五个孩子，孩子出生时，郭曾短暂犹豫，但富子坚持生下他们。 他们从未正式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八年，几乎与夫妻无异，郭求学、从医、写作，富子在背后支撑这个家庭，不抱怨、不要求、不逃避，可变局来得很快。 1925年，郭突然决定离开日本，投身中国的政治运动，他没有带走家人，也未留下明确承诺，他说要回国参加进步活动，说局势紧张，短期内难以往返。 他离开后便再未回到日本，富子最初等了半年，又等了三年，终究没等来他，她独自一人拉扯五个孩子，靠做翻译、教书、卖字画维生。 1937年战争爆发，日本国内政治气氛紧张，她的中籍亲属身份引起军方注意，因为与郭沫若的关系，她一度遭到审讯，甚至被软禁。 她拒绝配合日本政府获取郭的信息，也未曾对外透露家庭情况，1945年日本战败，她意识到局势变化，她开始计划带孩子前往中国。 手续繁琐、政策复杂，民间对日本人情绪强烈，她知晓这一切，但没有退缩，她带着旧信、几张照片、孩子的出生记录，从东京出发，经停长崎、上海，最后到达北京。 这一路耗尽积蓄，孩子们身心疲惫，但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放弃，她之所以前来，只为三个目的：一是要让孩子们与父亲团聚，二是为孩子争取基本教育保障，三是要他在这些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再缺席。 她没有要求名分，也未索取荣誉，她知道站在门口的那一刻起，自己只是一个历史的旁支，她只是把五个孩子带回到他们应在的位置上。 郭沫若沉默许久，他身边的新家庭、职务、社会声望都不允许他轻易承认这段历史，但他明白这些孩子的存在不可否认，经过几天权衡，他答应了富子的请求。 他安排两个年龄最大的儿子进入中学，又为其余几个孩子联系住处与学业机构，他没有安排富子住进自己家中，也没有公开这段往事，只是在私下安排人接送、照料。 富子没有提出异议，她搬进上海一所老旧弄堂，每日送孩子上学、做饭、教他们中文，她不参加社交，也不打听郭的现状，甚至不曾与他有太多联系。 她完成了自己要做的事，其余一切交由命运决定，几年后，孩子逐渐长大，长子进了理工大学，次子成为科研助理，两个女儿留在文教单位，小儿子则考上了航校。 郭沫若一直提供学费与部分生活补助，虽未公开承认父子关系，但从未中断联系，孩子们始终称呼他为父亲，却从未踏入他的新家庭。 富子晚年定居北京与孩子同住，她不与邻里谈及过往，也不参加任何公共事务，在一次病重前夕，她曾让长子写信给郭，告知自己的病情。 郭亲自前来探望，两人并未交谈太久，现场没有激烈情绪，也无争执，不久后，富子离世，葬在北京郊区一处公墓，孩子们自行筹办葬礼，没有惊动任何外人。 郭未出席也未致悼文，但默默为她承担了全部费用，这一段往事，从未在公开渠道中出现，郭沫若的自传、年谱、官方资料中没有提到佐藤富子，也没有记录过那段在日本生活的家庭。 五个孩子长大成人后，也未在任何场合谈及母亲与郭的往事，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家庭、生活轨迹，从未试图用父亲的名号换取社会资源。 富子的出现曾短暂扰动郭的生活，但她从未破坏他的现有秩序，也未要求补偿，她完成的是一位母亲在动荡时代中的最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