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城笼罩在战火阴霾中。吴连凯和母亲躲在金陵大学，为了活下去只

1937年12月，南京城笼罩在战火阴霾中。吴连凯和母亲躲在金陵大学，为了活下去只能卖报纸，这个瘦弱的少年当时绝不会想到，四年后的一次偶然发现，会成为国际法庭审判战犯的关键证据。 1941年春天，已改名吴璇的少年参加了汪伪政府的青年集训队。那天早晨，他因肚子疼跑到毗卢寺后院的厕所，无意中发现墙缝里有新糊的泥巴。 好奇心驱使下，吴璇用手指轻轻一碰，泥巴就掉了下来。墙缝里露出一个用油布包裹的包裹，大小和课本差不多。他小心翼翼地将包裹取出，发现外面裹着一层日文报纸。 展开油布后，一本相册出现在眼前。封面设计很特别：左上角画着一颗红心，右上角写着“耻”字，还有一个蓝色问号，右下角画着一把军刀。这些图案的含义当时他并不完全理解。 翻开相册，吴璇看到了十六张黑白照片。这些照片记录的场景让这个见过战乱的少年都感到震惊。照片拍摄角度专业，画面清晰，显然不是随意拍摄的。 第一张照片显示，几名平民被绑在木桩上，日军士兵正用刺刀行凶。这与当时在安全区外发生的集体屠杀事件完全吻合。 另一张照片中，一名妇女被日军拖拽，脸上的表情清晰可见。这种场景在当时的南京城内外经常发生，许多目击者都有类似记录。 最让人揪心的是一张婴儿的照片，照片中，一个婴儿趴在已经遇害的母亲身上。这样的悲剧在那个冬天不断上演，成为整个城市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 其他照片同样记录着各种暴行场景。从拍摄技术和角度来看，拍摄者应该具有一定的摄影技能，很可能是军队内部人员。 吴璇当晚就把相册交给了集训队的医务官徐先生，这位徐先生表面上为汪伪政府工作，实际身份却是地下工作者。他立即意识到这些照片的重要价值。 通过秘密渠道，相册很快被送到了重庆。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在收集日军暴行的证据，准备将来用于追究战争责任。这本相册成为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45年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成立。各国检察官开始收集证据，准备审判战争罪犯。吴璇发现的这本相册成为了编号“检证第176号”的重要证据。 在法庭上，这些照片与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中国学者程瑞芳的日记等材料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九张照片中一名日军军官的握刀手势很特殊，是用三个手指握刀柄。这个细节帮助法官确定了涉案人员的身份。 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试图质疑照片的真实性，声称可能是摆拍或者后期制作。但经过专业鉴定，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得到了确认。 日方律师还辩称，即使照片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是日军所为。但结合其他证据和证人证言，这种辩护显得苍白无力。 1948年，东京审判宣布判决结果。多名战争罪犯被定罪，其中一些人被判处死刑。吴璇发现的相册在定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后分析显示，相册的包装材料确实是日军军需品。油布和报纸的年代都与事件发生时间吻合，这进一步证明了照片的可靠性。 拍摄者的身份至今仍是个谜，从专业的拍摄技巧来看，很可能是军队内部的摄影人员或者记者。但他为什么要冒险保存这些照片，又为什么藏在寺庙里，已经无从考证。 有学者推测，拍摄者可能是良心发现的日军人员，希望将来能够作为证据使用。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地下工作者的杰作。 1999年，已经七十多岁的吴璇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回忆，当年发现相册时心情非常复杂。作为南京人，他对照片中的暴行感到愤怒，同时也为能够保存这些证据感到庆幸。 这本相册后来被送回中国，现在收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年有数百万人前来参观，了解那段沉重的历史。 相册的尺寸只有12。5厘米乘8。3厘米，但它承载的历史分量却无法衡量。封面上的那个蓝色问号，至今仍在提醒人们思考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珍贵。 2015年的文物普查中，工作人员还发现了当年包裹相册的报纸碎片和油布残片。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品，都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在研究中承认，这本相册的出现打破了一些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不实言论。照片的专业性和完整性，让任何质疑都显得站不住脚。 如今，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对后人的警示。它们提醒我们，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吴璇的偶然发现，最终成为了国际正义的有力支撑。一个十五岁少年的好奇心，竟然为历史正义做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666] 《人民日报》国家公祭日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