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八路军3名叛徒以聚餐名义，将17团40多名干部包围在会议室，随后3名叛徒带着2000多人投靠了汤恩伯，汤恩伯给予3人高官厚禄，本以为飞黄腾达，然而，他们3人的结局并不好。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9年12月11日，在安徽省萧县，八路军17团驻地炊烟袅袅升起，然而，彼时团部会议室内，一场变故却正在悄然酝酿。 17团团长“刘子仁”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吴信容，”还有特务团团长“耿蕴斋，”三位手握兵权的指挥官围坐一桌，策划的不是下一场战斗，而是一场惊人的背叛。 他们打算用一顿“庆功宴”作饵，将40多名干部一网打尽，而后带着2000多名士兵投靠国民党。 这三位，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曾是各霸一方的武装头领，带着自己的队伍加入八路军，颇有些“带资入股”的意味。 刘子仁在家乡拉起队伍时，曾自诩“天下良将”，而吴信容和耿蕴斋也都在自己的地盘上说一不二，习惯了土皇帝般的日子。 可八路军的铁纪律，让他们实在受不了，打仗前不许喝酒，不准搞算命看卦那套封建迷信，更别提他们过去部队里那些乌七八糟的“女兵连”。 他们骨子里的旧习气与革命队伍的规矩格格不入，心里自然“非常不高兴”，吴信容和耿蕴斋尤其明显，抱怨不停，阳奉阴违是常有的事。 相比之下，刘子仁显得心机更深，他嘴上从不抱怨，甚至骗取了政委吴芝圃的信任，成了旁人眼中的“进步军官”。 可在背地里，他一直倒卖根据地物资给国民党部队，中饱私囊，眼看边区要清查账目，东窗事发在即，巨大的恐慌成了他叛变的直接推手。 就在这关键时刻，6旅政委吴芝圃见耿、吴二人屡教不改，决定处置他们，谁知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最信任的刘子仁。 这无异于引狼入室，刘子仁非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借此机会，将这两个本就摇摆的“兄弟”彻底拉下了水。 他深知耿蕴斋的软肋，仅以两箱日军罐头就将其轻松收买，又瞧出吴信容因弟弟战死而心存怨愤，三支勃朗宁手枪便使其心动。 于是，三人一拍即合，与其在八路军受约束，不如拉着部队出去，继续当山大王，他们桌上摆放的，不再是作战地图，而是一封写满条件的降书，上面盖着汤恩伯鲜红的印章。 叛变前夜，一场类似“鸿门宴”的戏码旋即上演，刘子仁特意宰杀部队仅有的两头猪，召集17团40余名营连级干部，伪称是庆祝反扫荡胜利。 在酒过三巡后，一个心腹士兵慌张闯入，大喊“发现日军骑兵，”干部们信以为真，抄起枪就要走，谁知刚起身，会议室前后门就被机枪堵死了。 耿蕴斋抹着油嘴站起来，狞笑着宣布：“弟兄们别忙活了，往后我们跟汤司令吃香喝辣，”一位指导员刚要破口大骂，就被吴信容冰冷的枪口顶上了他的太阳穴。 被困的干部们没有屈服，几人冲出会议室，试图夺取机枪反抗，就在此时，刘子仁返回，看到乱局后脸色煞白，立刻下令开枪。 枪声过后，其他十几名干部，倒在了自己人的血泊里，当晚，刘子仁三人带着2000多人的部队，在雪地点起长长的火把，投向了国军防区。 投诚仪式上，汤恩伯亲自为他们换上将校服饰，许以高官厚禄，场面甚是风光，然而，在这风光的表象背后，实则另有隐情。 他们不仅没得到信任，反被管得更严，带来的2000多号人也被当成炮灰填进战场，半年不到就折损了七成。 他们苦心换来的“飞黄腾达”，终究是一场梦。 直到1942年，吴信容病重，临终前他拉着弟弟的手，悔恨自己脱离了八路军，嘱咐他“要回到革命队伍当中去”。 刘子仁的脾气更大，眼看汤恩伯靠不住，索性又投了日军，在日本投降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官，到了1949年，他在巴中起义时，被自己人开枪打死。 而耿蕴斋他在抗战时期就把家眷送到了延安，直到解放战争打响后，他本人找机会逃回延安，最终竟得以善终。 这不禁让人思考，耿蕴斋为何能有这样的结局，或许，他从一开始就留了后路，及时为自己找了条生路，无论如何，他的“善终”更像是一种投机者的幸存，而非信仰的回归。 【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