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25日凌晨，王稼祥在病榻上最后一次睁开眼睛，紧紧握住妻子朱仲丽的手，哽咽着说出一句话：“千万要记住啊！”说完便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朱仲丽坐在床边，连夜守着他，不愿离开半步，没人知道这句嘱托具体指什么，但她懂，他走得安静，留下的却是无声的重量。 王稼祥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苏联留学归国，参加过长征，也经历过延安整风。 他提过“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是最早在公开场合力挺毛泽东的人之一，但到晚年，他并不被主流舆论所接受。 六十年代中期，他因外交观点被视作不合时宜。提出“和平共处三原则、减少对抗”这个想法，没等解释清楚，就被打成了“投降主义”。 1966年，他被下放河南信阳干校劳动，年纪大，身体差，1933年打仗时腹部中弹，留下旧伤，加上长期营养差，体重掉到只剩80斤。 最难的是精神压力，他在干校不说话，也不解释。每天靠朱仲丽从北京寄来的药、营养粉维持基本生活，他本来就性格内敛，不爱诉苦。 朱仲丽是医生，结婚多年，早就看穿了他表面上的沉稳，她一次次写信求组织照顾丈夫的身体状况，换来的回应不多。 1970年，总算回了北京，安排在医院边上静养，虽然没有被公开平反，但周恩来批准他恢复一些工作，1973年，王稼祥被选为十大中央委员，可他的身体早已不行了。 朱仲丽一直没有离开他，白天是医生，晚上是妻子。她会按照时间给他喂药，每次都把药片掰碎，拌在小米粥或红薯泥里，医生说他胃不好，不能吃粗粮，她就自己学做米汤、瘦肉粥。 有一次王稼祥吃了一碗汤说好喝，朱仲丽从此天天熬，有人问她图啥，她只说一句话：“我嫁给他一辈子，不是为了风光。” 王稼祥清醒的时候很少说话，偶尔拉着她的手，说：“仲丽，我这一生亏欠你太多。”朱仲丽看着他笑，回道：“咱俩是夫妻，哪来的亏欠？”他听完，眼角湿了。 到1974年年初，情况越来越不妙，他的住所设在北海后门一个老房子里。虽然医护人员都说有可能好转，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一种宽慰。 他有时清醒，有时昏迷，朱仲丽每晚几乎不睡，就守在床头，有时候拿着笔记下来他梦话中的只言片语。 1月25日凌晨，他突然睁开眼，嘴唇发干，声音微弱，眼神却格外清楚，他喊了她的名字，用力抓住她的手，哽咽了一句：“千万要记住啊！”说完之后，眼睛缓缓闭上，进入深度昏迷，几个小时后抢救无效。 那句“记住”到底是什么？朱仲丽从没解释过，有人说是对组织的忠诚，也有人猜是王稼祥对当年外交路线被否定的不甘，但在朱仲丽看来，那更像是一种托付。 家里只剩她一个人，王稼祥和朱仲丽育有一子王命先，读书成绩好，是他最骄傲的希望。 可在1968年，王命先遭遇非议，被逼承认“反动言论”，压力之下在学校跳楼去世，从此之后，王稼祥再未笑过，朱仲丽把儿子生前的照片、作文、奖状全部装在一个木匣里，没人能动。 王稼祥去世后，朱仲丽一个人操持后事，她拒绝了所有高规格安排，说：“他一生为党，党内一员而已。”骨灰盒被她安放在北京郊区一块普通墓地，没有墓碑，也没有介绍文字。 她只在心里记住那个日子，人家劝她晚年可以要求点待遇，她一句话都不说。 到了八十年代，她开始动笔写书，有时是小说，有时是回忆录，写《江青外传》的时候，她被不少人劝阻，说不合时宜。 但她坚持把书写完，在书末写了这么一句：“每一个时代都要有人讲真话。”她不常提王稼祥的事，偶尔在采访中提一句：“他做的事，我没资格评说。” 有人问她后悔吗，她说：“我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做医生，一件是做他的妻子，这两件事我都没丢。” 1982年，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来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说要拍电视剧，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那些“被写得不清不楚的人”。 她拍了《皎洁的月亮》，剧中女主角的原型就是她自己，那年她72岁，身边人都劝她别折腾了，她笑笑说：“我还能走，就要把路走完。” 朱仲丽到老都没再嫁，她说自己不习惯和别人过日子，她写书、办讲座、回访干校、看望老朋友。 逢年过节她一个人烧纸去墓地，有时待一天不回，有一次邻居好奇问她图什么，她没正面回答，只说：“人走了，话不能散。” 1990年代，学术界重新评价王稼祥的外交思想，“三和一少”成了对外关系中“理性务实”的代表。 不少研究文章写到他是中国现代外交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曾在遵义会议上提出“以毛为核心”的主张，是最早站在毛泽东一边的领导干部。 1943年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也为统一思想路线打下基础，这些年，他的形象逐渐被还原，地位也被重新认定，可这些，对朱仲丽来说，已无实质意义。 她说得最重的一句话，是写在她晚年的一本书里：“稼祥的嘱托，是我一生的灯塔。”这句话，不上纲，不下语，却透着一种踏实的分量。 参考资料： 《王稼祥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